“装饰艺术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商业设计的风潮而席卷全球，并通过东西方艺术的交汇与人员的流动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产生了富有本土特征的反响。时至今日，从欧美到亚洲各地，人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众多具有“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的设计遗存，并且深受当下人们的喜爱。其中，中国与“装饰艺术运动”的联系十分独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不仅是法国“装饰艺术运动”中优雅异国情调形成并大受欢迎的灵感源泉，这一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也成为了风靡一时的设计时尚潮流。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沿海地区，对“装饰艺术运动”的接受尤其直接且广泛。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装潢﹑家具﹑日用品等，均可看到“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的特征。
> 1925年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入口（刘既漂设计）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值中华民国建立后提倡“实业振兴”的时期。当时，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中国沿海大城市，纷纷兴起了对“装饰艺术运动”设计风格的引入和运用。尤其是在华洋交汇的上海，诸多带有“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的建筑设计留存至今。如在1923年落成的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HSBC Bank Building）以及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即1929年建成的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等，均可看到“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的踪迹。与法国本土相比，中国的“装饰艺术运动”设计风格对图案设计中东方美的运用显得更为突出，并且十分注重建筑与室内装潢的实用性，尤其侧重在建筑设计等贴近市民生活的公共空间中的应用。除了受到当时的经济环境所带动外，“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亦得借其时在文化艺术方面对外交流的频繁所推进。早期作为通商口岸的城市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伴随着其时的报纸、杂志等媒介，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国际上的流行时尚设计趋势。具体反映在家具、服装及日用品的设计方面，“装饰艺术运动”风格以其美丽别致的设计特色吸引观众的注意，并以艺术进入生活的方式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
> 1934年布莱特·弗雷泽设计的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
> 1926年保罗·维塞尔与亚历山大·赉安等人设计的上海法国总会
> 卡桑德拉设计，诺曼底号游轮海报，1932年
> 塔玛拉·德·兰陂卡，《戴手套的女士》，1930年
借助沿海大城市的对外交流优势，发达的资讯使得“装饰艺术运动”的设计潮流得以快速传播。与此同时，设计人员的流动与往来则对设计实践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促进作用。例如，来自法国的维塞尔（Paul Veysseyre）与来自匈牙利的邬达克（Hugyecz László）等设计师，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为上海的“装饰艺术运动”建筑设计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影响。此外，又有一群影响中国近现代设计发展的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此时抵达法国，受到了风行当时的“装饰艺术运动”风格所熏陶，并在回国以后将之融汇引进到中国的设计事业之中。这些留法归来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中的代表者如刘既漂、庞薰琹﹑雷圭元等，自回国后便进入到当时的图案教育界及设计行业，为中国近现代设计走向国际化发挥了十分显著的引领作用。正是这些中外设计师的积极引导，并共同投身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设计探索与实践，使得“装饰艺术运动”走入中国沿海大城市并扩展至其他地方，展现出中国近现代设计戮力走向国际化的生机勃勃图景。
> 让·杜南德，漆屏风、桌椅，台灯由雅各·勒舍瓦力耶设计，1920年代
> 艾琳·格雷，木胎漆屏，1922-1925年
> 钟家港彩绘漆盘残片（T0519⑪C），彩绘局部，直径19厘米，高4.8厘米
> 尚美，漆饰嵌钻石、翡翠金吊坠，1920年代
> 奥斯特塔格，漆饰铂金、嵌玛瑙、蓝宝石、绿宝石座钟，1929年
“西湖博览会”及其回响
在中国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引领下，“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照搬欧美的既有成果，而是融汇并更加突出了中华文化的本土元素与民族艺术的中国意识。当时的许多装饰艺术设计实践不仅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探索精神，还对中国艺术设计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路和尝试。其中，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便十分突出地展现出了“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重要变化及引发的设计创新探索回响。
> 明信片上的1929年“西湖博览会”开幕日大门
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作为“装饰艺术运动”在中国的一次积极实践，极大地激发并促进了中国“博览会”活动的发展，也促进了面向公众的社会美育实践的进步。1929年6月6日，展期长达137天的“西湖博览会”开幕，这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博览会，共展出商品14.76万件，参观人数总计两千万，可谓盛况空前。筹备期间，参与人员达数千人，仅杭州一地就有600多人参与。浙江省政府成立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后，除了浙江省内各市县外，还在安徽省、湖北省及上海市的75个市、县设立筹备分会，在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诸城及安南（今越南）、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万隆等地同时设立征集博览会出口委员会，面向国际广泛征集展品。博览会设有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共八个场馆，特种陈列所和参考陈列所两个陈列机构，以及铁路陈列厅、交通部临时电信所陈列处、航空陈列处三个特别陈列处。此外，筹备委员会还专门设计了会旗、会徽、纪念章与纪念册，发行了纪念券与明信片，并出版了《西湖博览会筹备特刊》《各馆所游览指南和特刊》《西湖之夜特刊》等数十种刊物。
> 1929年“西湖博览会”会徽（雷圭元设计）
关于举办“西湖博览会”所发挥的积极意义，以往讨论多着眼于其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的主要目的，认为该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当时民族产业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复兴。但从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来看，它还将“装饰艺术运动”深入地融合到了当时的流行时尚趣味及设计教育革新视野之中。以刘既漂为代表的一批国立艺术院图案系教师参与了“西湖博览会”的各项设计任务，包括对博览会入口大门、多个展览场馆的设计，以及各项平面设计任务。作为总设计师，刘既漂除了与李宗侃合作设计了博览会入口大门建筑、与陈庆合作设计了一号码头、与其他建筑师共同设计了多个场馆外，还独立设计了各馆场所有的入口。
> 图左刘既漂
> 图右雷圭元
刘既漂原名刘元俊，1901年6月4日出生于广东梅州兴宁市叶塘留桥村的一个客家家族。1910年，他开始在景德镇学习绘瓷；1917年至1920年，在上海的中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1921年至1927年，赴法国学习艺术，先后毕业于巴黎大学（Universite de Paris）及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de Paris），先在欧内斯特·洛朗（Ernest Laurent）的画室学习绘画，后在伊曼纽尔·庞特雷莫（Emanuel Pontremoli）的指导下转向建筑与图案设计的学习。在法国留学期间，刘既漂积极促成并参与了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与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亮相。刘既漂早在法国之时便擅长将中国传统艺术元素与现代西方建筑形式相结合，回国后亦将此理念融入其在国立艺术院图案教育事业当中，并在“西湖博览会”的策划与设计当中加以践行。
结 语
> 1929年西湖博览会工业馆旧址（今杭州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在奖励实业、振兴文化、提倡国货等目标的带动下，“西湖博览会”对当时民族产业的发展及民族经济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该博览会在“产教研创”的合作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亦带来了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和影响。以刘既漂等人为代表的、国立艺术院图案系教师投身到博览会的各项设计任务之中，在其“美术建筑”的理念指导下，“装饰艺术运动”被融入到中国的流行设计实践当中，极大地激发并促进了中国早期博览会活动的发展以及面向大众的社会美育实践的进步。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设计史研究注意到“装饰艺术运动”与“现代主义”设计的兴起、流行存在密切关联，且这一影响至今仍久久未曾远退。由此可见，“装饰艺术运动”的强大融汇性与持久吸引力，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设计进步注入了不可多得的推动力量。
文章来源：艺术设计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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