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如何理解摄影？您的创作根基与情感源头又来自哪里呢？

我对摄影的理解，是“拍内心的风景”、“拍亲情乡情”，不拍表面的风光，而是拍真正牵挂、动情、有温度的人与事，用镜头留住心里的记忆与情感。

我祖籍山东梁山，是东平湖移民的后代。1959年秋，为建设东平湖水库，家乡20多万乡亲迁往东北，我出生在牡丹江。多年来我往返于梁山与牡丹江之间，摄影成了我连接故乡的纽带。一个人不管水平高低，都要用手、用眼、更用心去拍照、去表达。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还应当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您曾写道“哪里是异乡，哪里是故乡”，这个问题您现在有答案了吗？

首先，我没有答案，其次我在拍摄的过程中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去年9月我重返东北，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梁山也是，因为我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东平湖高庄村我也常去，但有点陌生。在东北，除了发小和那些山、树、花、小河，其他一切也都感到挺陌生。

不过，我这样理解故乡——故乡就是温情。我走到东北，邻居给我摘新鲜的黄瓜、西红柿，我就很开心；看到故乡的老水井、老磨盘、山梨树、小学校，还有发小请我吃的小鸡炖蘑菇……这些都让我感到亲切。

我在梁山拍照的过程中，潜意识里也一直在寻找这种痕迹。我喜欢拍雪，喜欢拍山，因为我是在山沟里长大的。我喜欢拍和我的生命、和我的经历有关系的东西。不想见第二眼的人和事物不拍——就是这样的逻辑。

我在寻找那种已经失落很久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温情。

您多年来保持一个习惯——经常在夏天凌晨四点出门，骑车到东平湖拍照，拍完再赶回县城上班。这种节奏是怎么形成的？

自然而然的。我在部队当兵，穿军装、上军校，前后17年，一直都是早睡早起。一般晚上九点就睡了，早上四五点自然就醒了，醒了就开始出去转转。我本来就好奇，喜欢到处走走，这个习惯就这样慢慢养成了，不是刻意的。

夏天天明得早，四点多就亮了，有时我三点半就出去了。当然除了自然而然，也有一份好奇心在驱动——想看看东平湖早上是什么样，他们五点多出去打鱼是什么状态，练武的、洗衣服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就是想去瞧瞧。如果有唱戏的晚上我也会连着去十几天——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最有感觉，就一直跟着看。

2017年底，您把手里所有相机都卖掉了——胶片机、尼康、柯达、理光、佳能——从那以后只用手机拍照。当时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主要是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我原来负责新闻宣传，需要拿大相机拍新闻照片。后来做了外宣工作，主要工作是拍外宣片、做外宣画册，还要负责报社和新媒体，这些工作没有特别的拍摄任务，也不需要整天背着相机跑。加上相机太沉，拍的频率也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受了一句话的影响。我非常崇拜中国台湾摄影家张照堂，看到他一篇访谈，他说要尽量用小相机或者卡片机，随时保持在场。“随时在场”这四个字击中了我。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我就果断把相机都卖了。

卖了相机之后反而拍得更多了。以前用相机，可能一天拍一次；换成手机之后，除了睡觉，随时都在拍，做到了真正的“随时在场、即时拍摄”。

您坚持用28毫米视角，拍摄距离控制在一两米之内，一个场景有时拍五十到一百张。这套方法是怎么摸索出来的？

这和我大量阅读摄影书有关。我家里有大约一千多本摄影理论书和摄影画册，有一些会反复研读，比如中国台湾的张照堂、英国的格雷厄姆、日本的植田正治，他们的作品我放在床头上反复看。书里介绍过，欧美摄影师很喜欢用24或28毫米焦段——35毫米对应人眼正常视角，28毫米则相当于眼睛的余光，视角更宽，拍摄难度也更大，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偏好。

靠近拍，是因为我当过兵，又做过新闻，擅长和人沟通，不怕跟陌生人近距离接触。我习惯先沟通再拍，或者先拍再沟通，就这样自然靠近了。

多拍，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济宁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本马格南摄影画集，里面介绍他们的拍摄方式——同一角度、同一位置，经常拍五六十张甚至更多，然后从中选一张画勾。张照堂也是这样。我就学这个办法，现在一个场景拍五十张是正常的，有时拍两百张。目的是从那些微小的差别里找到最好的那一张——哪张情绪更饱满，哪张结构更舒服。

您怎么判断某一个瞬间值得按下去？

四个字——怦然心动。

我拍的时候，从来不考虑这张照片是不是“作品”，只考虑两件事：第一，它有没有意义，和我有没有关系；第二，它是否让我心动？

不管是一棵草、一块瓦石、一棵树、一朵花，还是一位老人、一个孩子，只要让我心动了，我就拍。哪怕技术上拍虚了也不要紧——我早年拍儿子爬行的照片，很多都是虚的，但我还是把它们选出来了，因为和我有关，让我心动，对我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是作品”才选，而是因为它让我心动。

我很执拗，不喜欢的场景不拍，不喜欢的人不拍，就是这样。

您拍梁山三十多年，镜头里几乎没有《水浒传》的英雄叙事——没有刀光剑影，有的只是码头渔工、练武少年、田间妇女。这是主动的“抵抗”，还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梁山的故事已经过去几百年了，现在都是寻常的劳动场景、生活场景、工作场景，没有那种打打杀杀的状态，但是梁山人的豪爽、坦率、义气、真诚、勇猛已经融化到了骨子里血液中，化作了不畏艰难发展经济、敢想敢干不断创新、忠诚担当崭新气象、热情好客包容天下等正常的氛围。偶尔在景区山上有几分钟的表演，有一点那种痕迹，但仅此而已。

不过梁山人的身上，传承了几百年的东西还在。你看骑马上山的人、练武的小孩，他们的神情里，那种水浒的豪气、山东人的忠义，还在他们的眼神和动作里头。这不是装出来的，是骨子里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拍梁山的时候，也稍微有点意识，想把梁山的“义”字拍出来。但在拍的过程中，你会不自觉地发现，不管是小朋友、练武的中年人还是骑马的妇女，他们身上那种精神，那种侠义，那种劲儿，自然就在那里了，不需要刻意去追求。

您的作品《英雄地》《梁山泊》《家春秋》到《大河会通》《梁山功夫》。这些之间有没有一条隐线贯穿始终？

开始没有。我拍梁山功夫是结合工作——梁山有十大门派，我跟他们都很熟，连续拍了二十年。拍梁山功夫的同时，我发现自己更喜欢拍里面的孩子，所以前两本书就是《梁山功夫》和《小朋友》。在日常创作中，济南吕廷川老师给予我长期、专业的指导，从情感表达到作品传播，全方位跟进。

后来不断整理作品，不下五六遍，200多万张反复筛选，反复补拍。刘铮老师一个一个帮我确定选题：《梁山功夫》、《小朋友》、《物象》（拍的空镜头）、《伊人》（结合诗经拍我的爱人）、《大河会通》（京杭大运河与黄河在梁山交汇）、《家春秋》（我用三年时间把家庭成员所有的老照片都收集起来，扫描了几千张整理而成）……每个专题都是这样慢慢提炼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规划。

《梁山泊》后出黑白版本，是《中国山东摄影家文献》系列之一，几千张里陆续筛出来的。我陆续已经出了九本书，算上正在编辑的《寂寥英雄地》大型展览画册，是第十本，很快就会出来。

策展人刘铮老师为您做《寂寥英雄地》展览时，打破了您原有的系列分类，重新编排。您说这让作品“脱胎换骨”——但这种重新编排，有没有让您感到不适？

刘铮老师是在我九本书的基础上重新打乱顺序、重新调整的。他把那些我认为最好的、最“抢眼”的代表作几乎全都去掉了，发给我看小样的时候，我感觉非常吃惊——这不是我最好的作品啊，为什么这样选？我很纳闷。

但走到展览现场，很多作品被放大到一米乘以八十厘米，那种呈现出来的效果让我特别震撼。我就想：这是我的作品吗？是的，是我拍的。他为什么这样排列组合？那种力量，那种感觉，是我自己看自己作品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我后来理解，刘铮老师是把我的影像打造成一种“与历史有关的风景”——结合水浒传和历史，从这个角度把我的东西重新组织的。

不过各位老师的解读都不一样。朱炯老师是影像文化研究者，她从“众生相”的角度来理解：有神像、人像、群像、物像。

《寂寥英雄地》展览呈现的是彩色作品，但《梁山泊》画册用的是黑白。黑白和彩色，是您看梁山的两种不同方式，还是只是技术上的选择？

展览开幕第二天，摄影理论家刘树勇老师——也就是“老树画画”——在现场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关注的是照片的信息量。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彩色的信息量比黑白大，黑白是减掉了很多信息。

《梁山泊》变成黑白，一个原因是为了统一影调——那批照片拍摄时间跨度很长，与彩色放在一起会很突兀，转成黑白让整个画册看起来协调。另一个原因是，梁山泊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地名——从大野泽演变成梁山泊，再演变成今天的湖泊——给它赋予黑白的色调，有一种历史感。

但我个人其实更倾向于彩色，因为彩色的信息量大，表达更丰富。刘铮老师编辑也是彩色的路子。如果换朱炯老师来编，她从影像文化研究者特有的细腻、缜密考虑，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您在家里建了“水浒轩”家庭图书档案馆，收藏水浒、黄河、运河文化等书籍一万多册。阅读和行走，这两种方式在您创作里是什么关系？

“水浒轩”是2004年建的，主要收藏水浒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和本地文史书籍，应该是山东省较早专门做这类专题收藏的，也被评为“全国书香之家”。

阅读和行走，对我来说是相互印证的关系。我在行走中不断去验证书里提到的地点和地名，也在阅读中理解眼前拍到的东西为什么有意义、可以归到什么脉络里去。

举个例子，我家里大运河和黄河的书就有很多，这些资料支撑了《大河会通》的创作——大河是黄河，会通是会通河，元代运河的名字，这个历史背景我都有系统的积累。拍《英雄地》要研究水浒，拍《伊人》我去看《诗经》，拍《东平湖》要了解移民史，每一个系列背后都有对应的文史积累。这些藏书让我想得更深、更远、更全，提高了历史站位，反过来影响了我怎么去看这片土地。

您长期在机关工作。白天处理公务的那双眼睛，和凌晨骑车去湖边的那双眼睛，看同一片土地，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说。2015年之前我做新闻，眼睛盯的是新闻——梁山功夫、枣梆夜戏等活动，侧重怎么把梁山的历史文化宣传出去。2015年之后还牵头配合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用三年时间拍了《中国影像方志·山东卷·梁山篇》，这时候眼光就往更深处走了，更在意历史与梁山的关系。

说到底，工作让我深入了解了梁山的历史文化脉络，这些积累慢慢都渗进了摄影里。

您拍了三十多年照片，筛出五万张“作品”。这个筛选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还是那四个字：怦然心动。但更有意思的是具体怎么筛选？

我用的是一个“笨办法”：每天拍完几百张，至少选出几张，保存到图虫上。最近六年下来存了7000多张精选。然后把这些照片发给各种朋友帮我看——有编辑、有老师、有摄影圈的朋友，也有我爱人，甚至有摄影专业的学生，各种眼光都来。大家的意见我都参考，但最后还是我自己做决定。

再往后，我把综合选出来的，交给几位仰慕的老师再筛一遍——吕廷川等老师他们各自选，结果都不一样。然后我把这些综合起来，把比较好的照片再交给刘铮老师——给他看的《寂寥英雄地》那批将近6000张，好照片就是这样一遍遍筛出来的。

我担心漏掉好照片，自己的眼力未必够，但什么东西让我心动，这个我能判断。心动的照片先初选出来。

三十年是很长的时间。有没有某个阶段，您对摄影这件事产生过真正的怀疑？

放弃的念头几乎没有过，一直保持着激情。不过去年上半年有两三个月，身边有老师说感觉我拍的没有原来好，我就停下来想了想，决定先停一停，专心整理笔记。去年整理了110万字的学习笔记，今年上半年又整理了100万字，笔记很杂，有摄影、诗歌、散文、哲学、音乐，什么都有。

但停拍了以后，我很难受。我爱人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摄影是你的命，出去拍片，病就好了。”我生病了也要拍，不拍就生病。后来就干脆把三件事一起做：选老照片、拍新片、整理笔记，同时进行。

我始终保持一种好奇心，一种童心。梁山这三十多年每天都在变化——今天湖边是这样，明天可能挖了一条大沟，后天又建了一个生态园。今天遇到洗衣服的，明天遇到跳广场舞的，后天遇到打鱼的，再后天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就好像在跟这片土地捉迷藏，每天都有新的可能，我就很想去看。

在所有照片里，有没有某一张是您自己最在意、或最放不下的？

还是家里人的照片最让我放不下。《家春秋》里的那些，我反复看都看不够，心里暖洋洋的。

要说一张的话，我儿子两岁那年的一张照片——他穿着他姐姐的红毛衣，我们父子俩骑着大马在梁山顶上。那张照片我当了很多年头像，百看不厌，看一遍是这个感觉，看一千遍还是这个感觉。和我有感情关系的照片，才是我真正放不下的。

《回家的路》记录了您阔别45年后重返东北海林的旅程。那趟旅程结束后，您对“故乡”这个词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还是和我梦里的情景一样。我的故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温情。

发小来高铁站接我，第二天凌晨四点就拉我上山，到我父母坟前去看——那种感情，那种温暖，就是故乡的感觉。如果没有我熟悉的人、喜欢的人，再好的地方也不是我的故乡。

然后是大自然。那些山花，红的、黄的、紫的，和我小时候记忆里的一模一样。那些树依然郁郁葱葱，小河流水依然清澈见底。我从小在山沟里长大，对植物、动物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它们没有变，一点都没变。

但人变了。很多老人我都还认识，但年轻人都不认识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就是这种感觉。

让我感到“到家了的”，是那些细节——五公里营林村里的老磨盘还在，我们小时候挑水的那口老水井还在。小学校还在，那个小黑板，曾有我母亲写的歌词和乐谱，还有她的脚踏琴……一看到这些东西，我感觉到故乡了。那些细毛茸茸的细节，才是我真正的故乡。高楼大厦不是，在海林市里什么感觉也没有，因为我不是在城里长大的，是在山沟里长大的。

三十年之后，您希望这批照片被怎么使用？

首先，我希望我的家人都有一本。我整理《家春秋》用了三年，把家庭成员的老照片都收集起来，很多家乡人看到以后哗哗地掉眼泪，因为太久没见过这些人了，也没法自己找到这些照片。我想把这些作品交给他们——东北海林的这些发小故友，那些老人，三部落林场、五公里营林村总共也就27户人家，100多口人，大家有专门的群，我当群主，我发给他们，他们高兴，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这是第一位的。因为我拍的是我身边的人，身边人认可我，我就很满足了。我有的作品陆续在国家级报刊如《华夏地理》《中国摄影报》《大众摄影》登载，也宣传了我的家乡——梁山。

梁山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成家立业的地方，在这里拍摄了大量图片，给了我成长、提高给养。这些图片是我的重要收获，以后如果能对学术研究、教科书或者地方史志有用，我将无私献给家乡。

如果要为今天的梁山拍一张最具代表性的照片，您会去哪里，拍什么？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代表“此刻”的梁山，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拍哪里。但提起梁山，很多人会想到水泊梁山景区“水泊梁山”石刻，那里已经是网红打卡地，每天来来往往，男女老少……但我觉得这里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梁山。

其实，我一直很想拍一张大合影。要么是我自己的大家庭一﹣我二大爷、二大娘，我的哥哥姐姐，拍一张全家福，然后放大制作出来，一家一张，加上框挂起来；要么是在东北，把五公里营林村当年那27户人家的后代都集合在一起，拍一张全村的大合影。我想这会是真正让我激动的照片。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不仅仅要拍梁山，更要拍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事物。其中最想拍的，始终是那些与我有情感关联的人。

摄影师简介

李继保，祖籍山东梁山，1970年生于黑龙江海林。摄影作品先后在平遥、丽水、北京等地展出，获首届国际大运河影像大赛金镜头奖金奖，主要摄影作品有《英雄地》《大河会通》《家春秋》《梁山功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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