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8年，参与中国美术学院吴海燕教授的东方设计学重大课题的一次发言纪录。我得蒙众人信任，有幸参与其中，故有此一因缘。东方设计的精神根基，乃深植于中国式东方之特有的生命肯定精神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刚才诸位专家从各自的学术境界与专业角度，为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东方设计学课题提供了全方位的学术拓展，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些启示越多越好，最终我们自己会做一次系统的梳理，找到后续研究中需要推进的重点。这是一个向最优秀的学术智慧敞开的好时代，但是，最后一定要归到我们自己这里，成为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命题。

我们这个东方设计学的重大课题能够拿下来，其实是因为我们置身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结点。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古今的变化，更是一种时代学术精神在东西方文明间的细腻转化。这背后，乃是东方人文精神与学术自主意识的觉醒。从近些年来国家重大的人文学术热点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大趋势。

我注意到最近的一个消息，是著名的学术杂志《文史哲》，联合《中华读书报》，做了2018年十大人文学术热点的评选。虽然2018年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但从过去几年的热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性：

- 2014年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引起空前关注”；

- 2015年的第一条是“世界学术文化重心东移，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进亚洲”；

- 2016年的第一条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本土化’渐成人文研究之主流取向”；

- 2017年的第一条，则是“顺应文化气候变迁，建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正在成为学界的自觉诉求”。

这些重大学术热点，无不在昭示着中国学术精神的觉醒。这与我们中国美术学院所要建构的东方设计学，有着大背景上的契应与关联。它跟建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这一国家需求，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关怀。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学术重心的调整都是整体性的、密切相关的。它们关系到民族的气运、文化的气运、学术学科未来的发展与建构。这一切，都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智力竞技背景下起作用的。

所以，一言以概：我们对东方设计学的研究与探讨，既有学术精神的内在需求，又有时代文化的逻辑需求。这既是一种自然的学术变化——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变化之中；又是因为东西方学术格局的变化，对我们所有课题组成员提出了考验，需要得到诸位更多有建设意义的建议与帮助。

我自己非设计学专业出身，所以我的思考不够周全，不够具体，也不敢谈论一些深刻的命题，只能谈一些总体上的疑虑，或者说需要避免的误区与可以着力的思想性课题，还有一些需要大家齐策共力的地方。

一、需要避免的几个误区

第一，我们不仅仅是为了梳理过去，而更是为了定位未来。

第二，我们不是要寻找某种静态的理论，而是要建构一种动态的学术话语。

第三，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西方而建构一种区别于西方的学术，不是的，而是为了建构一种综合性的学术。东方不是为了反对西方才提出来的话语权力。

第四，我们的建构也不是为了守住自己的旧世界，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对未来有更大包容与开放精神的学术设想。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来看，我们不是在正题与反题上说话，而是在综合性中说话，是消化了一切对立性的综合，不属于东西之争的旧观念。

因为一谈到东方，人们容易借用阿拉伯世界“东方学”之某些议题，引发一些没有时代根基的概念。刚才，朱晓江教授说到：作为方法论的东方、作为本体论的东方、作为美学精神的东方、作为哲学形态与人文精神的东方，各自代表什么。像这样深入剖析下去，去追问我们所指的“东方”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就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精神。

空间意义上的东方，不存在太大的认知偏差。相对于西方的空间定位——近东、中东、远东——亚洲的每一个局部，甚至连一座小小的渔村都可以代表空间上的东方。这只是方位上的确定。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文化上的东方，可能还要延伸到存在意义上的东方。这里面有一种值得深入家园式的文化哲学。

就文化哲学而言，除了中国式的东方，还有印度式的东方、阿拉伯式的东方、日本式甚至韩国式的东方。但后三者不具备轴心精神，而阿拉伯式的东方也仅仅是闪族文化的子系统，加上宗教的原教旨性太强，目前不具备普遍性。所以，只有印度式的东方与中国式的东方，具有深度的文化与哲学的基础。

二、东方作为灵魂的家乡

说到这里，我想起赫尔曼·黑塞的《东方之旅》。这是一部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小说。其大意是说：人类一直在往东方走。从毕达哥拉斯时代，从基督教时代，一直在往东方走。某种神秘的思潮提醒着东方的存在。近代大航海时代以来，像哥伦布这样的冒险家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国度。而19世纪、20世纪以来的艺术家、嬉皮士与摇滚歌星，也是一路往东方走，寻找某种特殊的生命精神。

黑塞在小说里面说：我们的东方之旅，只是伟大的走向东方潮流中的一波而已。这个巨大的潮流在人类史的不同时间点都会出现。这里面隐藏着一种东方的精神，是他们所要寻找的，是东西方皆需要的普遍精神。

黑塞下了一个很精彩的结论：“东方不仅是一块国土和地理上的东西，而且也是灵魂的家乡和青春。它是处处皆在，而处处不在。它是一切时间的联合。”

所以，东方是我们生命的青春，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它要回到存在意义上，回到我们东方的心里。它需要我们的寻找，需要我们的创造，需要我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首先，需要的是我们中国学人自己的努力与建设。

刚才，徐达斯老师在谈到中国的诗歌精神时，也谈到了印度的Gunas特质，还说到了一种非目的性的、存在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描述，而是指向了生命的境界。它是内在的，是自然的，偏偏又是所有生命所共同服膺的最安定的境界。不但东方人要这个境界，西方人也同样要这个境界与精神。

《二十四品》的“雄浑”品里面说：“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它浩浩荡荡，无穷无尽，而每一个结点都是美好的、自在的。这正是我们所要追讨的东方文化的精神、东方艺术的精神、东方人生命的理想境界。

当我们说到《世说新语》中的“雪夜访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精神。当然，这是一种理想性的中国人的生活。在中国人那里，确实也有很多并不符理想的生活、不理想的文化追求。而我们所要讲述的、所要追问与探索的，当然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非目的性的、非外在性的追求，里面有着一种内在生命境界的突破。

我在讲的就是非空间意义上的东方的存在论、东方的本体论。这是我们作为生命的来路与去路，是它最关键的精神。于是，这就回到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譬如禅宗，道家，儒家——其实，他们都在谈“得其环中”的“中和”境界，有着一种不资外求\不假外逐的“吾性自足”内在满足感。

拿最典型、也应该是最极端的一个案例来说：禅宗里面有一个禅僧，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了下来，挂在一根藤条上。很快，这根藤条就要断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看到了一群蚂蚁在爬行，于是，他就在这条摇晃的藤条上，欣赏起悬崖上的蚂蚁的爬行。他是一往无前的欢乐的人，又是全然放松而自在的人。这种安定的境界，是极端的案例，却借此传递出一份境界，呈现出一种自在的、一种东方的崇高心灵。其中心不在外面，而一直是在里面。而且因为他在人世的移动，其中心就无处不在——因为他就是中心。所以，我们常常说：“既来之，则安之。”

这与另外一种情况完全相应。即人们的艺术眼光一旦建立起来，世间的美也就无处不在一样。那个美的境界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东方人所孜孜以求的心灵世界。至于学术话语怎么讲，通过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设计学怎么来建立，这是我们作为东方文化很重要的一支责无旁贷，需要用文化的话语把它梳理并讲述出来。这是我们的任务。

三、中国艺术的生命肯定精神

我刚才讲到的这种精神，要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谈，才是真实的生活设计。中国的生活与艺术的设计，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人类学方面，可以找到很多人类的共性——我们都是为了经营我们的生活，所以有各种设计艺术的出现，无论是现代的设计，还是古典的设计。但是，只要一涉及到文化，就有了各自的个性。我们发现，经营生活的方式是不同的，这就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人性与世界的理解，尤其是对理想的人世生活的理解。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式的东方生活。

这种艺术意识的诞生，就具备了比较特殊的文化意味，宗白华先生把它叫做“艺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艺术充满着对宇宙的赞叹、对自然的礼敬、对生命的肯定。这一点在很多文化里是不具备的。

譬如在西方，尼采曾于《悲剧的诞生》里面说：整个希腊文化的艺术，都是基于人类无法面对生命无常的实相而来的。艺术乃是一种梦想，是对生存逼迫的一种逃避。他用一个神话来讲：弥达斯国王寻找到聪明的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的精灵，问道：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这精灵木然呆立，一声不吭。直到最后，在国王强逼下，他突然发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

奥林匹斯的众神世界是怎样对待这民间智慧的呢？尼采说：“一如临刑的殉道者，怀着狂喜的幻觉面对自己的苦难。现在，奥林匹斯魔山似乎向我们开放了，为我们显示了它的根源。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前面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

这个神话的背后是说：人类的真相，第一不要出生，第二赶快死掉。你是无常的虚无，没有任何的永久性可言。

按照尼采的说法，希腊艺术就是为了掩盖生命的严酷性，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艺术、神话、文学、诗歌以及悲剧。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掩盖生命的严酷性。它不是自然地面对，而是躲避生死的无常。这是对生命意义基础的瓦解。艺术是一种日神的梦境。

显然，这跟我们中国的艺术理解完全不同。

无论是道家的，还是儒家的——道家的自在与逍遥，天地之大美充盈着整个生命的真实。儒家则更不用说了：儒家非但是对天地自然的肯定，更进一步，是对人情人性的肯定，建构起一种中国式的礼乐文明与艺术生活。它包括对人世与人身的充分肯定，对世间生涯与有情界的相会，充满了肯定。

这个还跟同为东方式的印度人很不同。印度人会说人的身体是一个负担，属于“臭皮囊”——这个中文词肯定不是中国人的用词，它一定是来自于印度而来的佛教观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损伤？”身体，那是你的第一个世间存在，是值得肯定的第一件人世基础。然后才有了生命的觉醒，有了世界的意义建构。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逻辑里面，逐渐建立起了存在的意义。

所以，当年在我读到林语堂先生在海外，为中国人的生活辩护的世界名著《生活的艺术》时，我就读得很开心。

我想，这是一位真懂中国文化的中国学人。他比哲学家往往更加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是能够心领神会于那种精髓，故不用哲学语言来讲述，而是以他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讲中国人是怎么理解人生的、怎么理解家庭的、怎么理解婚姻与夫妻生活的、怎么理解家庭的世界与角角落落的布局。

他说，这就是中国人——他们如何地热爱着人生。他们深深了解无常，但不像希腊人那样以艺术来逃避，而是以艺术来正视。中国人了解人世间各种不可捉摸的背后之命运的不测，包括离多聚少。他们知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相会的时候，那就尽情欢畅，尽情拥抱，尽情表达你真实的情感。当真的要离开的时候，则不要执着，不要执溺于俗情的困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种自然地看透宇宙的虚空、人生基础的无常，却仍然如此热爱这个人生、热爱如流水一般迅疾无常的人生、而又在流水般的人生中建构意义的精神，就是中国艺术所要表现出来的。

我觉得，这种中国式东方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才是我们在东方设计学里面寻找的。于是有了古典中国的生活营造与设计意识，以及我们今天的时代性的设计。它一样应该表现这种理想的生命观念、一种艺术的态度。这种设计的本体落在哪里？

所以，按照中国人的理解，设计说到最终，就是一种理想的人学——为人类的生活辩护，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辩护而出现的实践学问。它是真正的人文意义上的，至少是“属人”的学问——为了人的生活，为了理想的人的生活，而逐渐设计出来的艺术理想。

所以，我以为，东方设计学在文化的个性上，要研究人的生活，尤其是要研究中国人的生活，要研究中国人的理想的生活形态。当然，这背后就是中国的儒道佛——禅宗就是中国化的宗教，一样在表现此间的精神。我们要研究理想的人应该怎么生活。

为什么说真正的“人文”，不能说“人本”？因为“人本”的概念不是中国式的，而是西方的话语。人本之背后必藏着物本与神本，有一个张力与矛盾在。人文则不同，人文是典型的中国式话语。在中国的《易经》里面，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切都是“化”在宇宙当中。“化”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生命精神、存在精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

对宇宙大化的存在性理解，用人的短促生命营建意义，建构起一种自然的、但又是充满价值感的创造性活动。所以，“人文”的概念，比“人本”更带着中国式的意味。

四、中国人如何观物看物

接下来我要谈的内容，是中国人怎么看自然，怎么观物看物。

因为设计是跟万“物”打交道的学问。物在西方是纯客观的，就是一个原材料而已。他们虽然也研究物性、研究物理。像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写了一篇非常著名的哲学文章，叫做《物》。他说：在整个西方的文化里面，对物之物性至今还没有揭开，物性始终处在遮蔽的状态。他也谈到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所产生出来的技术时代，成为了人类心灵的黑夜。他认为这里面的哲学与文化的道路是不对的，等等。

而中国人既不在物理层面讲物，也不在物性的层面讲物，而是就着物心讲物、物化讲物。所以，物里面有着与人的精神息息相通的存有。而且，器可以成为器物，人也可以成为人物，世界也可以是大物，大道也可以成为“道之为物”。所以，人与物，在实质上是不二的。人与物是可以彼此沟通的。中国的艺术精神与诗歌里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味极多。

于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整个自然就是充满节奏、充满生命的气息流动的。但是，在西方的文化建构当中，这个自然是可以随意榨取的，仅仅是一个仓库，是一个材质的库藏。它里面是黑漆漆的，直到供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有价值。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人不在场与人在场，对自然而言，只是一个彼此沟通的问题。所以阳明先生的心学——心和物，可以通过“事”来沟通，建立起一种人、物之间的关系性，甚至“万物兼备于我”。

刚才在听徐达斯老师谈特殊的思维方式时，我也很有感触。比如说我们讲的二元论、善恶是非的对立性。而中国所独有的阴阳思维就很不同了，因为阴中含阳、阳中含阴。而且更奇妙的是，“太极可以生阴阳两仪”。西方人是用矛盾思维来理解存在的，而“矛”与“盾”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我们的阴阳则不同：阴阳彼此之间可以互相转换。这种思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表达。而且阴阳有一个共同的源头，用易经的话来讲，叫做“太极生两仪”。这个极为高明的化二元为不二的思维方式，同而不同，不同而用，既超越又内在。

此同一种思维，若是用老子《道德经》的话来讲，则是“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任何一种有差异性的不同存在，都可以同源地生成。这种思维里面，没有本质意义上的矛盾，可以把一切的差异性统合到共同的本体的一致性里面去。这种思维既不是二元论，也不是绝对一元论。中国人把它叫做“不二论”。印度人也叫不二论，即“advaita”。

我们叫做天人的不二，印度人叫做梵与我的不二。当然，中国和印度的不同也在这里面：中国人的天人不二，其重心是落在人的身上；而印度人的不二论，则是落在梵的那边去，所以就有了出世间法的解脱论倾向，与中国人的入世文化大为不同。同为东方文化，其精神还是有着不少的分别。

这种思维，我以为就隐藏着一种文化观念的不同，一种东西方看物、观物方式的不同。这是需要梳理的文化精神。但是，最终要指向的，则是存在意义上的东方思想。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其揆一也——那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综合。技术是可以替代的，文化的精神无法替代。而生命最高的精神，则有着互相的启示。

五、同人于野，不可同人于宗

最后一点，我个人在读《易经》的时候，读到“同人卦”时，对我很有触动。

其第一爻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就是说，与人在野外一起，保持一致的节奏，这是很好的事情。群策群力，可以做非常伟大的事业。

但是到了第三爻，象传说：“同人于宗，吝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里面，从骨子里内在完全一致的话，你是没有生命的。

这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既要有一种“同人于野”的大的时代气魄、全球化的大视野。要学习西方的，学习世界的，要了解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这样“亨，利涉大川”。

同时，还要懂得永远不能放弃中国文化的独有之内核。这个内核就是自家的精神。故不可“同人于宗”。文化精神丢掉的话，此属吝道，不可久也。那我们建构起来的一切，都是没有自家文化意义的东西。这里面就有了它的危险。

以上，就是我对东方设计学精神根基与时代使命的一些总体性思考。恳请诸位不吝批评、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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