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全错，结果全对，验算还错，结果还对。”
“这部剧的黑色幽默不是为了搞笑而搞笑的堆砌，而是带着尖锐讽刺内核的‘鞭子式喜剧’，用荒诞笑点为刀，剖开贪欲与伪善。”
“如果你只是当喜剧看，那只能说明你吃包子只吃了皮，没吃馅。”
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已落幕，可关于它的争论仍在继续。这是一部太另类的刑侦剧：内容荒诞，却被许多网友赞为“真实”；标明“黑色幽默”，又遭质疑“哪里幽默了”；有人夸剧中演员“演技在线”，也有人认为“用力过猛反而失真”……
浏览网友的剧评，如看剧般让人产生荒诞感，让人不禁会想：也许我们都钻进了创作者布下的圈套，我们所议论的，正是创作者要推倒的。在我看来，《低智商犯罪》并非“黑色幽默”，而是一部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写实剧，它试图呈现的，正是被“过度阐释”层层包裹的现实，坚持从意义角度去解读，恐怕难与它共情。或许，放下“拍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想表达什么”之类，才能真正走进《低智商犯罪》。
既不真实，又很真实
《低智商犯罪》的不真实在于，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荣城集团这么潦草的涉黑公司，老板周荣作为黑社会头目，却陷在狂躁症中无法自拔。他从平淡的生活中不断“发明”新威胁，持续给自己加压，几乎每个动作都偏离现实，却自带完美解释。为破解一起意外车祸背后的“阴谋”，周荣成功地把小麻烦变成大麻烦，再把大麻烦转化为灭顶之灾，直到被吞没。他全程有智商，却换来了一个高度反智的结局。
不真实性还来自剧中的正面人物警察局副局长张一昂。他的人生被一次失误改写——从领导栽培的得意门生，变成边缘角色。几年“冷板凳”坐得他心灰意懒，动辄当众吟诗，还都是些虽经典却略显“俗套”的诗。张一昂用做作逃避他人的凝视，而这层神秘感也创造了无限的“误读”空间，他的疏忽、失误、迷茫，被年轻下属“过度阐释”为别有深意，他也因此成为“神探”。
然而，这两种不真实性叠加在一起，又带给人强烈的真实感：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决定了我们必须在“社会的我”和“个人的我”的双向拉扯中生存。“社会的我”有一套意义编码系统，“个人的我”亦有一套意义编码系统，二者转译间必然会产生大量“误读”，正是这些“误读”，塑造了真实的人生。而文艺的价值就在于，点醒身在其中的人——你并非自主，而是受造者。
若将镜头从三江口拉回现实，荣城集团的模式其实并不少见。在许多公司，都能遇到一个耽于自我的周荣式老总，一个有能力、被信任却未必绝对忠诚的胡建仁式“二当家”，一个梅东式貌似强大的资源外挂，一个郎博文式有才能却居心叵测的“逍遥派”，甚至一个自知被过度重用、德不配位的窝囊废陆一波，一个绝对忠诚、想上位又常把事情办砸的李棚改……
还有剧中自以为行事缜密却活成笑话的贪官方庸，暴躁凶狠却假装深通江湖之道的文物贩子朱亦飞，励志书读得太多的蟊贼方超，深陷主角幻想的蟊贼搭档刘直……太多被封印在虚假的“社会的我”，乃至丧失了“个人的我”的人们，构成了凡常时光中的每一个曾经、每一次擦肩而过，《低智商犯罪》用夸张的表述，将它呈现了出来。
自我困境造就了“低智商”
为什么周荣、胡建仁、梅东、郎博文、陆一波、朱亦飞等一众坏人走向了“疯狂”？因为他们崛起于草莽时代，不论价值，只论实操，靠着有行动力迅速取得成功，可随着社会日渐秩序化，他们又遭遇了自我阐释的危机，甚至连郎博文都在抱怨“如今坏人都这么不讲礼貌了吗”。自以为是“老江湖”的他们并未得到想要的尊重，反而屡屡栽在小蟊贼的手中，除了更深的猜疑、更多的套路、更大的阴谋论，他们无法给出更合理的答案。
在周荣自己眼中，他睿智、重逻辑、办事缜密、警惕性强、对人性有深入了解。可事实上，他长期被隔绝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身边除了讨好的马仔，就是强壮的健身女教练。以人性恶示人者，人必以人性恶对之，这让周荣感到绝望——他无法接受低层次的重复，在非法文物交易时，朱亦飞的手下反复点钱、逐一码好的操作，终于激怒了周荣，他吼道：“你就不能把钱倒（行李箱）里面吗？”
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主角遭遇了同样的困境：被纳粹单独关押，极端无聊，他趁受审之机偷走了一本书，竟然是棋谱，不爱下棋的主角只好反复阅读它，竟成了能打败世界冠军的高手，可冠军很快意识到他的问题，之后在行棋时反复拖延时间，导致主角精神崩溃……
人间不尽是趣味，还有很多无聊的重复。所谓成年，就是学会与无聊这一存在本质和解。周荣以为天天看笑话书，就能得到快乐，结果适得其反：笑话书反而变得越来越不好笑。
现实与曾经的岁月落差太大，这让周荣不能明白，在他盘踞的三江口，为何会有他办不成的事，甚至重重设防的私宅也能被轻易突破。周荣真正无法忍耐的是“世界在逻辑之外”，而“我只是常人”。在实在界【注：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体系中，实在界被定义为符号秩序（象征界）与想象秩序（想象界）之外的第三个维度，具有不可符号化的特质。它既是主体心理结构中的创伤性内核，也是符号化过程中无法被完全整合的残余物】的大荒漠中，周荣绝望地打捞着自己，可所有努力无非进一步印证了他只是个“低智商”的犯罪分子。
吞噬他们的是自以为是
周荣的成功不可复制，他需要的是有能力、忠诚的工具人，而非自我醒觉者，可只顾私利的工具人往往是变态人格。
在荣城集团，没有胡建仁还真干不成事，可胡建仁常操练低端套路，比如用赝品冒充真品，再高价卖给周荣。他以为，天天在和自己内心作战的周荣无暇计较这种小事，而真正让胡建仁迷恋的，是由此而来的掌控感。对胡建仁的小动作，周荣也有所觉察，只是胡建仁在“关键时刻”能表现出忠诚度——更多来自习惯，乃至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看上去很义气。在公司一人之下的处境也塑造了胡建仁的双重性格：对周荣百依百顺，对下属穷凶极恶。马仔李棚改模仿胡建仁的风格，只是抄袭比不上原创，频频暴出智商短板——他未必愚蠢，只是层级低，要伺候的主子太多，心理重压造成了行为扭曲。
在《低智商犯罪》中，充斥着千奇百怪的自以为是：朱亦飞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稳坐钓鱼台，周荣就是不主动找上门来；在盗墓贼刘背的生活中，情怀太稀缺，反而更渴望，并因此一再受骗；贪官方庸戏精附体，天天骑着破自行车上班，内心的得意源自家中满屋子的古董；蟊贼方超与刘直靠横冲直撞搅局，自以为是悍匪，可好容易到手的一笔巨款，又瞬间被更缺乏理性的横冲直撞者劫走……
坏人之所以是坏人，正因为他们主动泯灭了自我，甘于被自我表演乃至自己的影子绑架，在“还讲不讲道理”和“你看我像讲道理的人吗”的两难中左支右绌。事实证明，只靠功利主义不仅无法支撑起社会，甚至都无法支撑起一个人的生命之重。
能否接受单纯的黑色幽默
《低智商犯罪》呈现了存在主义困境，也难免引发质疑：既然大家都陷于荒诞之中，好人和坏人又有什么区别？文艺作品的社会责任如何呈现？
事实上，“写真实”与“写理想”并不矛盾：存在的困境是客观事实，无法回避，在今天，“写真实”仍是文艺创作应恪守的金线，以真实为基础，“写理想”才能站得住，才能发挥作用。
在《低智商犯罪》中，张一昂同样面对荒诞，在不按常理出牌的两对小蟊贼（毛宏伟与夏挺刚、方超与刘直）面前，屡屡判断失误；在自己的人生中，遭遇一连串的无奈；在新单位，还一度被同事孤立、怀疑……困境面前，张一昂有时也会表演，比如故作神秘，但他的动作多出于公心——他心心念念的不是自己，而是忠于职守、维护正义。
只从个体出发，存在主义困境不可超越，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它如此短暂，没有重生，经验只是经历，无法转化成意义。这也意味着，拒绝寻找、融入整体的人生，约等于镜花水月。张一昂之所以能超越这一困境，正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两柄“思想的铁锤”：一是“怀疑怀疑的怀疑”，消解了社会表演对个体的绑架——怀疑之后，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能获得对抗环境塑造的能力；二是选择，好人不是因为他看起来像好人，而是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张一昂并非完人，但他呈现了超越荒诞的可能，从而具有了立体感。
《低智商犯罪》的创作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如网友指出的，剧集有时为搞笑而搞笑，反成尬聊；张一昂的性格逻辑阐释略牵强，缺乏真实感；收束部分急于将原本荒诞的情节逻辑化，略显牵强……凡此种种，其实暴露了创作者的焦虑：观众能否接受一个单纯的“黑色幽默”故事？会不会有人质疑本剧的价值立场？如何才能让不同的观众都笑起来？……
探路之难，源于很难回应专业之外的批评，欲突破这一瓶颈，需要观众能在看意义的同时看趣味，但愿《低智商犯罪》这样有想法、有个性的剧能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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