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了快俩小时，书籍设计师马仕睿总结自己20年设计生涯的变化，话挺实在：“变化肯定很大……当然，环境也有很大变化。”可你细听下去，他骨子里那点东西好像又没怎么变。他说自己“被动性格不会变”，干活儿“更像条件反射”，机会找上门，觉得合适就做。这种“不主动”的劲儿，听起来有点随波逐流，可你再看他的设计主张，从开本大小到文字竖排，哪一样不是跟当时的“主流”拧着来？这种矛盾感，恰恰是他有趣的地方。
20年前，他给出版社做书，得研究书商，因为当时觉得大众出版“比较俗”。但后来他明白了，自己就是“非常去精英化”的，对精英化的思维和价值观感到不舒服。那时候的流程，现在想起来都头大：编辑、主任、领导 ...... 一层层看，一层层给意见，设计师照着改，消耗巨大，却缺乏深入思考。他现在的想法是，设计师得像导演要剪辑权一样，争取自己的权力，不然最后出来的东西，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两码事。这话，大概也是他虽然这么多年“被动”干活儿，却总想“主动”把控点什么的心声吧。
书的“魂儿”是设计，不是纸
马仕睿最近有个挺“出格”的想法，他说在通过手机能看一切的今天，“纸质书唯一存在的价值是物质性的平面设计。”这话挺狠的，等于说要是设计不行，这纸就别印了，浪费树。他接着解释：“平面设计是一本书的灵魂，也是纸质书的灵魂。”在他这儿，设计不是给内容穿件漂亮衣服。设计它自己就是主角。“作者的文字和思想只是设计材料”，而“设计才是核心”，甚至该拿版税。
> 《书怎么读都有趣》
这想法怎么来的？可能跟他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有关。他做了一本日本引进的书，叫《书怎么读都有趣》。这书在社里评级不高，不是重点书，编辑也就放手让他弄，成本控制也宽松。马仕睿没按常规的“行活”来，换了内文纸，调了版面层次，做了个他自己觉得“相对可爱”的样式。结果，这本书成了公司2025年的“销冠”。这事儿给了他底气，觉得设计能用一些不那么客观的方式去影响人们。当然，他也很清醒，知道不能把成功全归功于设计，书的内容本身就很好，能让人可以没有压力、很轻松地读书，这很讨喜。但件事也让他更确信，这是出版的一个方向。
> 《书怎么读都有趣》
我问他，那看书的感觉、纸张的质感就不重要了吗？他承认不同载体的体验感不同，好书是会让人沉浸。但他话锋一转，又把核心拽了回来：“书籍设计并非为谁服务……一本书的诞生，是为了让人们体验设计。”绕了一圈，设计还是那个唯一的、核心的理由。这观点听着太绝对，甚至有点“狂”，但细想之下，这或许是一位资深设计师对自身职业价值最彻底的捍卫和正名。
跟“距离”较劲，和“竖排”死磕
聊到具体设计，马仕睿的专注点有点特别。他最在意什么？“我比较在意行距。”然后他给了一个既特别抽象又特别精准的解释：书籍设计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距离”问题 — 页边距、行距、字距、标点距离，乃至封面上书名和图像的距离。这种把一切归结为“距离”的掌控，听着玄乎，但估计是他20年盯版式盯出来的职业病，也是一种高度的概括。
>《No One Left to Blame》
他说：“90%的精力都放在内文设计上，甚至常因为琢磨内文而‘淡化封面设计’。”他觉得，自己的内文设计水平远高于封面设计，早年的一些书，封面可能不够成熟，但“撕掉封面看内文，放到今天也算不错的作品”。他对版面空间里的那种“张力”格外着迷。
但比起“距离”，更让人动容的还有他对“竖排”的死磕。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中文需要竖排，早晚有一天中文会部分回归到竖排。”理由呢？没什么高深理论，就是“朴素的情感”。他观察中文造字，虽如今习惯从左往右写，但传统上是从右往左读，觉得每个汉字生来就是为了上下承接另一个字。他觉得中文横排才一二百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个微小的变化，未来很可能又变回来。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可能因为小时候看金庸小说、《西游记》，觉得“武林秘籍都是竖排的，所以这个东西必然更厉害”。
> 《亚太设计年鉴》
他不光说，还真干。他设计《亚太设计年鉴》（APD）时，就把英文文章旋转90度，跟中文竖排放一块儿。后来给威尼斯一个展览做纯英文的环保手册，他直接把整本英文都按竖排中文的样式来排版，文字转90度，再加上中国印章的元素。他说，这虽然是一本纯英文的读物，但“样子很中国”，是一种“气韵的涵盖”。他坚信一个外国人真想看的话，花几分钟就能适应这种阅读方式。这完全是个实验，但他就这么做了，还觉得文字读起来“很奇怪，很有意思”。这种带着执念的玩心，大概就是创作者最动人的状态。
> 《亚太设计年鉴》
“野生”一点，“真实”一点
马仕睿喜欢“去精英化”，自然也欣赏那种野蛮生长的力量。提到城中村标识、街头招贴这些“野生设计”，他觉得那是“为了生存而生长出来的”，跟专业设计是两码事。他欣赏那种“烂糟糟、穿插其中且非常有生命力”的状态。做《浮城述梦人》时，他联想到香港街头“九龙皇帝”的涂鸦，那种自认是土地主人、在写“诏书”的癫狂状态，成了他捕捉香港气质的灵感来源。他没直接模仿，但做出来的效果，有种杂乱又质朴的“幼儿缺”的感觉。他说，“幼儿缺”是毕加索一辈子追求的状态，是一种高级的“去精华化”。
>《浮城述梦人》
这跟他的人生观分不开。他说自己“比较希望能够真实，也比较敢于真实”，从小不压抑自己喜欢“屎尿屁”或香港无厘头文化，哪怕别人说粗俗。他尽量对自己诚实，“要问自己为什么这样”。但有趣的是，作为一个设计师，他又清醒得很，知道“装”是不可避免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刻意的行为，那种“刻意觉得要达到松散的面貌，需要用这个技法装作很松散”的心机，恰恰是“专业性的一个体现”。你看，他追求真实，却也坦然接受设计里必要的“不真实”，这种坦诚，反而更真实。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他对“看书”的看法。他年轻时曾以“不看书”自居，部分原因是反感把读书搞得过于神圣。他觉得获取信息和获得启发，看手机、电视、综艺都一样，“只要用心体会，都一样”。他甚至调侃，自己这辈子可能“唯一深入去做的事，就是排版”，而且那还是干活儿多了形成的肌肉记忆，算不上对什么体系的深入研究。这种不端着的态度，跟他反感“精英化”的设计理念，完全是一体两面。
“习惯”与“必然”之间，他选后者
聊到最后，你会发现马仕睿这20年，始终在行业习惯和自己认定的必然之间来回拉扯。他早年提倡做小开本（比如64开），没人听，现在64开书却到处都是，他反而不知道该想啥了。他曾提倡书要厚，现在好像也不时兴了。这些事让他觉得，现实结果有它的必然性，没法预测。但这没让他停止“预测”或说“坚持”。他依然死磕竖排，相信那是另一种“必然”。
他现在的工作方式也变了，不爱跟普通编辑来回扯皮，更愿意直接与委托方沟通，或者跟能给他信任的编辑合作。刚开始设计时，他甚至不会先读完这本书，会先听编辑介绍，再找方向。这听起来有点“偷懒”，但或许是他找到的、避免早期无效内耗的法子。对于装帧材料，他佩服那些能用手摩挲纸张、感知其微妙关系的设计师，觉得自己“望尘莫及”。他花大力气琢磨材料，结果可能还是让人疑惑“钱花哪儿了”。这种略带无奈的坦白，反而让他对内文和版式的专注显得更理所当然。
20年，从学着适应行业规则，到挑战这些规则，再到想定义点新规则，马仕睿身上有种温和的固执。他被动地接活，却主动地在每一本书里塞进自己的“私货” — 可能是对“距离”的苛刻，可能是对“竖排”的执着，也可能只是一点“去精英化”的真实感。他不再纠结于自己20年前的提议今天是否实现，而是继续琢磨着下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就像他说的，每个字造出来，似乎都等着上下承接另一个字。他的设计生涯，大概也是在各种习惯的横排世界里，固执地画下一道道竖线，等着未来某天，能连成一篇属于自己的文章。
文章来源：艺术设计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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