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想，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做一本书？这个世界还缺一本书吗？这个世界还缺一本我做的书吗？缺我这一本，这个世界也不会变。但既然我做了，我就希望它能留下来，带有一点我的主体性价值。”这是访谈过程中，顾瀚允说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在数字化办公成为绝对主流的今天，所有的设计产出似乎都消解在了像素之中。但顾瀚允不同，他“固执”地迷恋物理世界中的实存物 — 于他而言，书籍设计不仅仅是排版与装帧，更是一种关于物质、能量与文明延续的宏大构建。
书籍是巨大的能量场
2009年工作室T-Workshop成立之初，顾瀚允接到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为画廊的一位艺术家制作画册。这似乎预示了他职业生涯的底色：“虽然平面设计师的工作涉猎广泛，但做书籍和印刷物始终是我感兴趣的事情。”他称其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作为设计师，我们现在大量的工作都是通过电脑等数字化工具完成的，这反而让我对‘宏观世界的物质’产生了更强的渴望。”顾瀚允坦言。他追求的是一种产出 — 它能被看见、被触摸、被真实地保留在物理空间里。这种对实体感的迷恋，是他进入书籍设计行业最原始的动力。
>《行走此时此地》
聊到书籍设计与品牌标识、海报等其他平面设计的核心区别时，顾瀚允提出了一个略显玄奥但又极其精准的词：能量。“书能包含的东西，比其他任何设计门类都要大。”他解释道，一本书包含了文字、图像和物理实体。从物理属性来看，书籍设计与汽车、建筑设计本质相通，并非仅局限于扁平的纸张，还涉及结构稳定性、材料触感、耐用性及空间折叠逻辑。从视觉表现看，它包含平面设计的理论与技巧；但与之不同的是，文字和图像的背后，是文化和思考这些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产物，其精神内核是人类文明的延续。而人类文明的延续，很重要的渠道就是书籍这一形式。“所以你想想这些能量集合在一本书中，它的‘能量’会有多大。”
>《行走此时此地》
正因如此，顾瀚允也认为书籍设计是平面设计中对理论和技术要求最高的方向，他评价书籍设计是“平面设计工作中的集大成作者”。抛开额外的技巧、手段不谈，书籍设计往往涉及后期需要将概念图变为实体的环节，这就要求设计师把控材质、加工实现的可能性以及费用 — 各种环节都会增加或减少成本。他说：“如果你先做了设计，再丢给客户说‘太贵干不了’，那是不称职的。所以我做书一上来就对成本非常敏感。我要求自己把制作成本控制在预定的有限费用内，当然这种控制更多来源于经验。”
主体性与平行创作理念
> 《右卫：段正渠新作：2018-2023年》
“如果让我聊书籍设计，我想先强调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关于主体性。”顾瀚允表示，若仅沦为外观美化的工具，书籍存在的意义便会大幅消解。正是基于这份思考，他提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特色的“平行创作理念”。
> 《右卫：段正渠新作：2018-2023年》
“平行创作”的核心要义，在于拒绝“复刻”式的依附，追求设计师与作者的“共生”关系。传统装帧始终遵循“内容导向”逻辑，设计师始终处于依附内容的从属地位。顾瀚允却主张双方以同一个原始核心概念为起点，各自展开独立却同源的创作生长。“如果作者用了红色，设计师就一定要用红色吗？不是的。”他说道，“我会再往前看，作者为什么会用‘红’，以及‘红’代表什么 — 是红太阳，还是血液？如果表达血液，是否有其他可能性？”他借用“导演作品”的概念，强调优秀的书籍设计绝非对原著的简单转述，而是设计师以独立创作主体身份完成的艺术重构 — 设计师应和作者、艺术家共享同一个原始的“核心概念（Idea/Concept）”，然后各自生长：作者生长出文字，艺术家生长出图像，而书籍设计师则生长出书籍的物理实体。
这种“同根同源、各自生长”的模式，让设计与内容在更高维度上达成和谐。“哪怕二者看上去差别很大，但细看你会发现它们是同根同源的。我不要去复制它，我要的是这种平行且和谐的共生。”顾瀚允坦言。
失控、透支与《不朽的林泉》
> 《不朽的林泉》
历时两年完成的作品《不朽的林泉》，是顾瀚允创作生涯中最为“过瘾”也最“纠结”的设计。这本书的母体是摄影师周仰耗时10年捕捉的园林影像。周仰镜头下的园林与别人的完全不同，清冷、深邃，带着一种疏离于世俗之外的静谧。为了匹配这种影像的厚度，出版社和作者给予了顾瀚允极致的创作自由，全程未修改过他的任何一丁点设计。虽然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看感觉非常地“爽”，但这种自由对于追求完美的他来说，也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创作中，我几乎经历了一次能力的‘透支’与‘失灵’。”顾瀚允回忆道。
>《不朽的林泉》
多年的职业经验让顾瀚允在任何项目伊始就可以预判书籍的物理样貌：从纸张克重到布料颗粒感，甚至翻阅时的阻力。但在《不朽的林泉》面前，所有的预判都失效了。他先后制作了四本正式样书，却发现每一本成品都与脑海中的幻象背道而驰。“我特别地难过。这是怎么了？我的能力怎么会出现这么大问题？”顾瀚允回忆道。在封面的材料、翻阅的逻辑经历了无数次“失控”后，顾瀚允退回到最原始的状态。他亲手打印图片、手工涂抹胶水，在反复的折叠与粘贴中不断调整书籍的翻阅结构。“在这本书上，我的感觉全部都失灵了，所以只能像一个笨蛋、一个小孩一样。”好在最后的结果也没有让他的辛苦白费。
东西转译 >《班门：方、圆、角、线》
在国际设计的交流场域中，中国元素往往被赋予一层“神秘”的异域滤镜。在顾瀚允看来，这种好奇心仅仅是跨文化共鸣的敲门砖，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保持东方本色的同时，不陷入符号化的猎奇，并与当代世界达成真正的对话。他认为，现代书籍设计的底层逻辑 — 从排版手法到印刷工艺，本质上是一套源于西方的工业体系。但在他眼中，这种技术上的“西化”并非阻碍，而是一座桥梁。“我们完全可以‘师夷长技’，用西方的工业技术、现代的视觉语言去‘翻译’东方的内核。这就像电影，工业流程是全球通用的，但你讲的可以是一个东方故事。用什么样的‘术’根本没关系，这取决于‘道’ — 你的核心、你的文化，这必须是源自设计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旅》
顾瀚允认为，真正的东方设计应该具备“血脉感”。那是流淌在设计师潜意识里、无法剥离的文化母体。“避免符号化的关键在于，你是否真的理解它，还是只是为了‘表现’它。你的初心是什么？是为了满足外界对异域文化的猎奇，还是你血脉里原本就有这种东西？”这也是设计师在国际交流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 “身份认同”“文化母体”与“当代性”之间的拉扯。他以贝聿铭的苏州博物馆和徐冰的当代艺术为例：“汉字、园林，这些他们也在用，但真正的作品是要解决当代性的。设计师要对需要用到什么层面有深入思考。它不仅是给中国人看的，更是开放给全世界的。它们之所以能产生跨越国界的共鸣，是因为既保留了深厚的中国底色，又具备了21世纪的当代语言，而非一味地‘仿古’或‘摹古’。”
在书籍设计界，顾瀚允一直在其“平行创作”的轨道上孤独而坚定地走着。他拒绝做内容的“传声筒”，而是试图在书页间，与作者、艺术家共同播种，开出各自独立却同根同源的花。顾瀚允的设计，像是在做减法，减去多余的诠释；又像是在做加法，加上设计师的主体灵魂，以及物理世界的真实触感。
文章来源：艺术设计的朋友们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60397199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