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各种最美的书的奖项信息，你可能经常看到一个名为“Spector Books”的出版社。这位最美的书奖常客，究竟是什么来头？

Spector Books由Jan Wenzel、Anne König和Markus Dreßen三位好友联合创办。起初，他们只是三个对出版业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然而，这样一家“门外汉”的小出版社，在随后二十多年里，以每年约50种书目的产出速度，成长为德国乃至国际艺术出版领域最受瞩目的独立出版社之一，连续斩获包括“最美德国的书”、莱比锡书展、布赫艺术基金会等众多奖项。

这家出版社究竟做对了什么？答案或许藏在成员Jan Wenzel的一个比喻里：他们把做书这件事，当成一场“舞台演出”。在Design360° no.112中，编者采访了曾经在Spector Books工作过的书籍设计师Hannes Drißner。他在访谈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学习书籍设计的环境与方式。”于是，借此契机，编者便梳理了这篇被Spector Books戏称为“舞台协作”的工作方法，希望能够透过书页，带大家看到背后那些不为人知、充满温度与人情的一面。

Spector Books旧办公室

Spector Books有一个几乎可以概括他们所有工作方式的核心工作理念——“共同的零点（einen gemeinsamen Nullpunkt）”。

这个词的意思并不难理解：在一本书真正成为一本书之前，让所有参与者——出版人、艺术家、作者、设计师——站到同一个起点上。在所有事情都还未成形前，大家会一起坐下来，讨论这本书应该是怎样的。对所有人来说，这些问题不只是设计前的简单热身——过程本身就是创作。

这种做书的方法，与Jan Wenzel学生时代的经历有关。1996年，俄裔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在莱比锡当代艺术馆举办展览，Wenzel负责文字记录，Markus Dreßen则负责展览出版物的制作。Wenzel几乎每天都会去学校，直接在Markus的排版软件里录入文字。这便是Spector Books最早将设计过程与内容过程相互结合起来的一次尝试。在Spector Books的认知里，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内容表达。内容与形式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时发生。而一本书，便是在文本写作与视觉展示的相互作用力中才得以诞生。

传统的出版流程与此截然相反。通常的逻辑是先有内容，再有形式；先有文本，再交由设计师排版。但Spector Books却认为，当所有素材都准备完善时，也意味着创意方向被锚定了。设计师并不能够在这样一种死板的框架中发挥创意。于是，他们便置换了整个流程。出版社坚持在项目早期就让作者、编辑和设计师聚在一起。这种讨论并不是为了做出某种决定，而是为了在每个参与者心中，都建立一种对书籍共通的认知与想象。Spector Books相信，只有让所有人在前期对齐这个共同的“创作零点”，设计师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

支撑这种工作方式的，是所有协同创作者之间不言即明的专业共识。比如，所有人都可以对任何事情发表意见，但会默认将最终决策权交由最了解的成员。这种默契，甚至还可以跨越地理空间。Spector Books的许多核心合作伙伴都居住在世界各地。比如获奖无数的书籍《Das Jahr 1990 freilegen》设计师Wolfgang Schwärzler，以及与出版社有长期合作的作家Alexander Kluge。虽然大部分的协作都通过Skype，或电话联络的方式进行，但在Spector Books看来，尽管大家只能依靠声音进行联络，但只要有基础的默契与信任，他们与合作者们依旧共处在同一个思考的房间。而这或许就是对“共同的零点”这一概念的最好阐释。

Jan Wenzel将Spector Books的出版过程比作一个开放的舞台（Bühne）。在这个空间里，参与书籍制作的各方角色都将在一个协作的舞台上产生思想交流与碰撞。就像出版社内的十名全职员工一样。平时大家分别承担平面设计、文字审校、生产统筹、公关与发行等职能，但在实践中，每个人都会跨界参与多个领域。Jan Wenzel将这种集体创作的方式比作剧场的一种“即兴”行为。他认为，一本书的诞生，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基于深刻分工与互动的诠释过程。

Spector Books的办公桌

设计师在舞台上的角色因此也更为灵活多变。他们不再是机械的版式制作工人，而是同为书籍的作者。尽管设计师并不是文本的生产者，但排版、装订、字体实际就是另一种逻辑与句法的内容语言。Spector Books认为，图书设计并不是简单地对文字和内容进行视觉包装与修饰。设计本身就是在创造超越文本的另一层意义。

此外，Spector Books并不排斥高强度沟通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相反，他们认为矛盾与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做书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许多设计的灵感，往往就是在不断反复的反馈与修正中诞生的。这种共同制作书籍的方式也意味着，参与人员的性格与气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每本书的最终呈现方式。而在每一次协作当中，也正是不同视角之间的张力，才赋予了每本书独一无二的形态。

出版社也与许多外部合作者建立了长期的关系网络，在合作中对舞台的概念进行持续的演进。2010年，Spector Books的三位创始人在莱比锡视觉艺术学院（HGB）创立了独立出版书展“It’s a book”。在往后的四年里，他们也逐渐在实践中将这种集体的工作哲学渗透进了大学校园。而这项活动也在2014正式被HGB的学生团队接手，并在之后的每一年，以不同的主题与视觉设计持续展开新的实践。

正如Jan Wenzel在一次采访中所言，“这种集体创作的方式会在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叙事。我们互相信任、彼此了解，所以我们总是能够回应对方。因为我们步调一致。”静静陈列在架上的图书，背后却是活跃的人际交流与思想交换的有力投射——书籍，以生产为中心，但又远不止于此。

演好一出戏，除了演员，自然也需要台下的观众。

Jan Wenzel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当书被放在人们的各个书架上时，书才真正开始它的‘演出。’”每一次被拿起、翻阅，书籍都在不同目光的检视下，重新编排组合出新的语义观念。而书的魅力，也许就存在于那些视线流转，与思想交汇的细微时刻。

为了让这些时刻真正发生，Spector Books从书籍的内部结构开始，就为读者留出了开放的解读空间。以获得莱比锡书展大奖的《重现1990年》（Das Jahr 1990 freilegen）为例。这本书在页面设计上借鉴了包豪斯先驱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的“字型照片”（Typofoto）原则，将文字、图像和图形并置在同一个页面的不同区域，让读者的眼睛自然在它们之间游走、产生联想。Jan Wenzel表示，读者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页开始读这本书，可以翻到某一个片段就此停留，也可以快速翻阅，只在特定内容上偶尔驻足——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合理，都成立。书的最终形态，便在无数个私人阅读的瞬间里不断重组、完成。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与立陶宛裔美国电影人约纳斯·梅卡斯（Jonas Mekas）的长期合作。成员Anne König从梅卡斯生前便开始与他合作，负责编辑出版社项目中所有梅卡斯的书目，其中包括具有自传性质的《纽约日记》（I Seem to Live. The New York Diaries 1950–1969）系列。这本近千页的读物，不仅记录了梅卡斯十多年来的创作历程，更是一次自我流亡史的刻写与记录。

2019年，梅卡斯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去世。但这套书的生命，却并没有因此沉寂。2023年，Anne König与艺术指导Christian Hiller和Christoph Gnädig共同策划了在柏林军械库影院（Arsenal）举办的梅卡斯百年诞辰回顾电影节（Jonas Mekas. 100 Years of Cinema, Arts, and Politics）。梅卡斯的电影与他的文字相互并置，书展、电影、讲座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交流空间。许多新观众也在现场重新翻开了这本日记般的遗作。书籍便在其中借由文字，重新复写了这位影人的来时路。那个留下许多先锋、前卫影像的生动灵魂，似乎也从未离开。

次年，Spector Books参加了东京艺术书展（Tokyo Art Book Fair）。Anne König在现场举办了题为“九或十本书讲座（Spector Books: A Lecture in Nine or Ten Books）”的演讲活动，与不同领域的合作者共同讲述了书籍制作背后的故事。平日常常藏身于书页背后的出版社此刻站到了台前，邀请观众一同走进幕后，看见那个因友谊聚在一起、又由争论与漫长工作所构成的出版世界。就像出版社成员Robert Stürzl在参加上海Unfold艺术书展时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多人排队等待进场，急切地想了解艺术书籍，对这些出版物表现出真正的欣赏。那真是一种特别而美丽的经历。”

Jan Wenzel曾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来总结他们的工作：在理想的生产中，我们不应该只作为那种只吝啬于贡献一只手，或是一条腿的“局部劳动力”，我们应该作为“完整的全人（mit dem ganzen Menschen）”去生产，在生产中肯定自己，也肯定他人。Spector Books 所践行的，正是这样一种超越了商业逻辑的生产方式。他们将每一位合作者都纳入了一个共同体，在过程中协同交流、共同成长。在这二十多年间，Spector Books用一次次与艺术家、学者、设计师、印刷师之间真实而深入的合作，证明了书籍不只是一个容器，更是一个思想交流的空间。他们用无数本惊艳世界的“最美的书”告诉我们——书籍不会消亡，书籍的容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