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报道，上周六沙特大幅降低售往欧洲、远东和美国等市场的原油价格，折扣幅度创逾20年来最大。同时，沙特还私下告知市场参与者，如有需要将增加产量，甚至不排除达到1200万桶/日的创纪录水平。

“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

还在为摇号买车发愁的人，这次可能真的有盼头了。

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强调：“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

2月20日，商务部市场运行司副司长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减轻疫情对汽车消费的影响，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增加传统汽车限购指标和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举措。

4天后，工信部印发《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其中也明确，各地工信主管部门要推动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

对于摇号买车人以及汽车行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对记者说，政策提出鼓励汽车消费，且明确指出要增加购买指标，可以看出放宽限购对于促进汽车消费的重要性。

过去的一年里，国家多个部委也曾多次提出限购“松绑”，一些地方如贵阳、广州、深圳、海南等，或取消限购，或增加指标。但其他一些地方，至今仍“无动于衷”，未出台相关举措。

这一次，疫情突袭之下，决策层发出最强音，国家部委接连表态，构筑多年的汽车限购壁垒，会被打破吗？

八市一省搞限购

根据各地最初的安排，汽车限购令是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缓解交通压力。

不同地区具体的限购办法不同，但核心都是通过摇号或者拍卖车牌，分配购车指标，以此控制购车总量。

截至目前，我国实行汽车限购的有八市一省：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贵阳和海南省。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与记者梳理了不同城市和地区实施汽车限购的发展脉络。

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始于1986年，真正意义上的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制度建立于1992年。1994年开始，首度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俗称“限购令”。看点有二：一是实行总量年度控制；二是将研究制订交通拥堵收费方案。

2012年6月30日，广州宣布对中小型客车进行配额管理，7月1日实施。根据这项政策，在为期一年的试行期内，广州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按照每月1万辆进行配置。

2013年12月15日，天津宣布从2013年12月16日起实行小客车增量配额指标管理，并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车辆尾号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2014年3月25日，杭州宣布对本地新车实施限购,并发布了关于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每年机动车增量配额为8万辆，其中80%通过摇号，20%通过竞价；私家车牌照占配额的88%，其余12%为单位指标。

深圳2014年12月29日开始实施限购，有效期暂定5年。每年暂定指标10万个，按月分配。不过2019年底到期后，仍在执行。

2018年5月15日，海南宣布自5月16日起全省开始限购。海南的限购属于非城市性限购，全省限购仅此一例。

用市场规律来调节？

汽车限购发挥了什么作用？

“实行限购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交通压力，不过‘一刀切’的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也认为，限购使交通状况改善有限，而让很多市民失去使用现代交通工具的权利。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顾问沈承鹏对记者表示，北京的限购已经坚持了10年，每年配置的小客车指标从20万辆下降到15万辆，又下降到十万辆。在用汽车每周还有一天限行，去年又开始大力限制外地牌照车，强度很高。

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城市公共交通“十三五”发展纲要》曾明确提出，要“谨慎采取机动车限购、限行的‘两限’政策，避免‘两限’政策常态化；已经实行的城市，适时研究建立必要的配套政策或替代措施”。

盘和林认为，一种可参考的思路是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措施，比如探索市区和郊区分片管理、拥堵路段适当限制等综合方案，缓解交通拥堵，从而给汽车消费留出更多空间。

另一种被行业内以及不少市民认可的替代思路是“放开购买，限制使用”。比如国际上很多大都市都采用过的“收拥堵费”方式。

在不少专家看来，“不让买”是行政干预手段，而“用了就收费”则是市场手段，用市场规律来调节，更加合情合理，毕竟在城市核心地区开车的人，相比选择公共交通的人，占用了更多城市资源，理应付出更高的成本。

虽然这些附加费用最初肯定会遭遇部分公众的抵触，但如果能坚持下去，后续积极影响会很快显现。

国际上也有成功先例，伦敦的区域拥堵收费方案启动后，拥堵率降低了25%，平均行驶速度提高了30%。

汽车行业期望“松绑”

除了公众呼声，汽车行业更是迫切期望汽车限购能“松绑”。

2019年全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0万亿元，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这其中，汽车消费贡献较大，2019年，虽然汽车新车销售增速回落，但乘用车新车消费总量2100万辆，仍然位列全球第一。

崔东树认为，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汽车消费的需求空间非常大。从千人保有量来看，如果按可比口径，我国汽车千人保有量2018年是170辆。发达国家如美国是800辆左右，欧洲、日本等则在500到600辆左右。

可以说，汽车产业是稳增长、扩消费的关键领域，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需求，鼓励汽车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车市不振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让购车需求和消费能力短期内明显下降，使得汽车行业和市场雪上加霜。

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8.3万辆和194.1万辆，环比分别下降33.5%和27.0%，同比分别下降24.6%和18.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月26日，全国82家经销商集团，4950家经销店的综合复工率仅为23.53%，其中销售效率和售后效率均低于20%。

为缓解现行压力，促进汽车消费成了行业内的共同呼声，其中对“放宽汽车限购”的讨论尤为热烈。

来源：

中汽协副秘书长姚杰提出，主要城市应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且不应再推出汽车限购令等限制举措；已经出台汽车限购令的大城市，应给限购令设置具体的有效期。

2月1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则向国家发改委递交《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汽车流通行业影响及政策建议的报告》，针对“放开限购限行政策”提出了若干项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及时缓解汽车经销商经营困难，进一步拉动和扩大汽车消费。

以家庭为单位摇号？

不可否认，对于北京、天津、杭州等超大城市管理者来说，全面放开限购，也确实存在难处。

今年1月7日，公安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汽车保有量592万辆、上海416万辆、深圳350万辆、天津309万辆、广州280万辆、杭州268万辆，分列全国第一、二、五、七、十一、十四、十八位。从排名看，这些城市都是全国交通“大堵城”。

但即便是当前的限购举措，也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记者了解到，实行汽车限购的城市，一直以来都是按照个人或单位申请小汽车指标，这一标准可能导致的一个极端结果，就是已有汽车的家庭又申请到小汽车指标，无车家庭的成员，却一直无法申请到小汽车指标，长期无法拥有一辆小汽车。

根据北京的数据，约有2700人抢一个普通小客车指标，新申请新能源小客车者，则平均要等9年才能拿到车。

很多摇号购车人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并没有奢望北京等超大城市完全解禁，而是希望“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并改变当前不尽合理的摇号政策。

近期一个被多次提起的改善方法，是“以家庭为单位摇号，优先给一辆车都没有的家庭解决刚需”。

如果要采用这一方案，贾新光认为，可以借鉴住房控购办法，每个家庭保障第一辆车的用车需求，第二辆可使用摇号限购，第三辆基本不许。

今年年初北京的一场咨询会上，针对市人大代表提出的类似建议，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容军表示，北京市一直在积极研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客车摇号方案，将会在大数据上下功夫，更加精准地识别“无车家庭”，并采取信用公示的方式，保证公平公正。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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