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关向西北九十公里，山如叠浪，连绵不绝，连到广东的最北，湘粤交界处，有一个徽标是五瓣梅的小镇，梅花镇。

在粤北密集的群山之中，梅花镇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石灰岩小盆地。很少有人知道，它不仅拥有许多形似梅花的残丘状山体，境内分布着“野生”的丹霞地貌与喀斯特地貌，还是“梅辽四地”的中心、客家先民在千年迁徙后的聚居地之一。

在小镇中心，除了一家可下榻的酒店，几乎所有楼房外墙都装着脚手架和防尘网。一条最宽阔的主路上，拖拉机、混凝土搅拌车和来自各地的长途货车来来去去，鸣笛声不绝于耳，路两旁尘土飞扬。

镇上的唯一一所中学旁，蜜雪冰城的鲜亮招牌牵引出这里最繁华的一条街道，街上密集地开着四家本地奶茶店，麻辣烫、粉面馆、早餐店、杂货铺间杂其中。拐过这条街，店铺骤然稀疏，在幼儿园和小学之间，零星布着几间厂房，做塑料手串的女工围坐在一张圆桌旁，给幼崽喂奶的流浪狗在隔壁楼道里低吠。

这里被称为“下面”。

与之相对的，在这片早期工业化制造的景象背后，与宽阔主路仅一楼之隔，山又高起来了。一条弯弯绕绕的路，通向高山上的村落。山路两边的田地里，苞谷、红薯、大豆、花生密实地生长着，芋头的茎伸得极长，叶片又阔又大，像旱地里的一片荷塘。绿树丛生之间，偶尔能看见山壁上裸露的红色石灰土。

那里是“上面”，更多人出生的地方。在梅花镇，山村里的人出了村，到镇上工作，就叫“下去”；出了镇，去广东更富庶的南部工作，也叫“下去”。

在 1990 年至今的这几十年间，太多人都“下去”了。村民们离开田地，流向了山下的更南方，那些能进厂打工、跑长途、开餐馆、做帮佣的地方。

也有人走了又回来——主要是女人。婚育作为人生的转折点，让她们从外地回归家庭，做起全职的“照护者”。偶尔，她们也去镇上打打零工，补贴家用，但这些活计往往不能长久。

2019 年，更多人来到了梅花镇。

这一年，植鞣皮具品牌裘真在镇上开设了第一座佛山之外的工厂。第一车间开始投入生产后，山上有一批人“下”到了镇上，山下有一批人回到了家乡。 

皮革

上世纪 90 年代初，珠三角皮革业迎来了超本地资本 1.5 倍的外省投资，千名浙闽皖商人来到广东，开始从事皮革生产、化工和相关贸易。

那是广东南部人口飞涨、劳动力密集产业急速发展的好时候。1978 年开始的“三来一补”政策让东莞从沙田耕地变为“世界工厂”；花都狮岭、三元里、棠溪的皮具工厂飞速发展，奠定了广州皮具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佛山作为广州“西联”的关键地点，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原料皮和库存皮料散集中心……粤南“万厂同建”，在仅仅二十年间，吸引了超过 600 万外来人口。

1996 年，梅花镇鹧鸪塘村的罗连英，跟着第一批南下的村里人，去了东莞一家生产闹钟、录音机的电子厂。

在包吃包住的工厂里，罗连英却连饭都打不到——到了餐点，厂里一万多个人抢饭吃。仅仅做了半年，她和同批出去的村里人就被“吓”了回来，连工资也没拿到。

● 连英在村里的田地

在梅花镇隔壁的坪石做了一年大排档帮佣后，1998 年，在同村人的介绍下，罗连英再次南下，到广州白云区石井街道的一家皮具厂打工。一天十二个半小时的工时，一个月没有一天假。第一年，她的工资一个月只有 270 元，如果有两天没加班，就只能拿到 250 元。 

不久后，连英的同乡找了一个广西男友，辞了工作。罗连英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不识字，没有独自在外的经验，甚至不知道车站在哪里，要怎么买票。

1999 年的春节，罗连英本已经做好了在厂里过年的打算，但一个好心的乐昌人帮她买了回家的车票，教她即使不识字，也可以去售票窗口寻求帮助。梅花镇和广州没有直通车，那之后，罗连英就靠着张嘴询问，买去隔壁坪石镇的火车票，然后跟着别人进站、坐车。

作家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记录了一个为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孩林雪的故事：1990 年，林雪和妹妹从四川农村出发，问卖票的，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知道广东有工可打的售票员开出了去东莞的车票。就这样，两人被引向南方，进入工厂。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附属品。1990 年，全国就已经有 2135 万流动人口，大多流向了广东等沿海省份和经济特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的 82% 都来自农村‌。

信息闭塞让大部分人缺乏选择。老一辈的农民先离开田地、进入城市，然后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子女和远亲。同乡人往往形成“一带一”、“一带多”的关系，流向同一个地方，同一种产业。

● 梅花镇的 LOGO

在梅花镇， 78-90 年生的一代人大多没有读完小学，就外出务工了——因为家里穷、孩子多，很多人都是 10 岁、11 岁才开始上小学。即便是现在，大部分孩子也会在读完初中后就开始工作。

连英是家里的二姐，她的父母一共生了九个孩子。1999 年，再次回到村里的罗连英，每年都要带几个同村人出去，从自己的弟弟妹妹，到同村的亲戚朋友，鹧鸪塘村至少有 20 个人，被她介绍到广州，做上了皮具拼贴、组装的活计。

虽然介绍人是入厂的“门票”，但能否遇上愿意传授手艺的贵人，才是决定厂工命运的关键。

今年 37 岁的罗燕兰，在家里排行第六。她的大姐和连英一样，都是村里第一批出去的人。

2005 年，罗燕兰跟着大姐一起去了广州花都的手袋厂。刚入厂时，她做人造革的手袋，作为生手，只能站在胶水台刷胶，做熟手的帮工。

闲下来的时候，罗燕兰就自己剪点废纸，学着打圆角、折直边。靠着这样“偷学”、再去别的厂参加考试，她从一个月 450 块的刷胶工，变成套袋、折边、包边的人，工资也涨到 750 元一个月。

打工一年多，罗燕兰就遇到了主动教她看纸格标注、学习手袋结构的组长。不久后，她升任手工台面组长，又碰上愿意教她上“车”（缝纫机）、车“面线”（内格里袋）的主任。

技术门槛高、学习时间久、具有一定操作风险的“车工”是皮具拼装车间里工资最高的技术工种。从里布、面线，到用高车埋袋、高柱车包边……到了后期，罗燕兰既能做台面手工、也能上车缝纫，几乎掌握了做皮包的全套流程。

2008 年，珠三角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洗牌让外资大量撤退，招工难了，工厂也开始大规模收缩。广东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策，希望促进南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

这一年，婚后的罗连英有了自己的大女儿。2013 年，第三个孩子出生后，连英从广州回到了梅花镇。丈夫在镇上杀猪，她为了带孩子，上山种树、摘茶，下山搅拌水泥、建房子、搞装修，什么零工都打过，但始终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市场动荡的几年中，广东的本土企业开始悄悄“逆势崛起”。2015 年，在佛山岭南新天地，一家具有欧洲风情的皮具店开业了，它叫“裘真”，“裘”对应着“皮”。做真皮皮具的裘真，着意制作重量轻、手感柔软、佩戴舒适的包袋。这种风格逐渐吸引了许多一二线城市的女性用户。

2017-2018 年，裘真的市场不断扩大。在招工难的背景下，品牌决定在有“皮具技术工人劳务输出之乡”之称的梅花镇开办工厂。

镇上的几座车间落成不久后，在皮具行业工龄超过 15 年的罗连英终于又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罗燕兰则与丈夫肖启辉一起从裘真的佛山总厂回到了镇上。肖启辉当上了第四车间的主任，罗燕兰在第二车间做起了高车工。

工厂

2024 是“好东西”之年。

这一年，上海街头一个扎着马尾，穿 ARKET 西装外套、Onitsuka Tiger 休闲鞋，背着裘真焦糖色邮差包的干练女人，给许多大荧幕前的城市人带来了微笑和眼泪。

她是文字主编，但也直播卖货，擅长单打独斗，也会努力带好“小孩儿”；她既坚韧、又松弛，既优雅、又随性，几乎代表着上海的城市性格——她是王铁梅，电影《好东西》的主角。而随着她脚踩风火轮、在超一线城市“叱咤风云”的裘真包袋，似乎也沾染上了沪漂女性生活里的辛酸与谐趣。

不久前，在北京某会议的开幕式上，裘真的胎牛皮公文包又与饰演王铁梅的演员宋佳一起出现在了聚光灯下。

许多人因此想到，早从 2022 年开始，裘真的包袋就在女星董洁的直播间多次亮相。即使在机场，董洁的 拉杆箱上也挂着裘真的头层植鞣皮公文包。

而仅仅几年内，在苏州平江路、南京德基广场、重庆万象城等热门文旅区和高端商场，裘真以“清沙”为主色调，采用夯土、朽木、有机涂料等自然材料的门店一一落地。更多一线城市职业女性晨间的咖啡桌与晚间通勤的汽车后座上，出现了裘真的身影。

© 裘真

而这一切，开始于一辆停在山区里、平平无奇的皮料运输车。

早上八点，一辆大卡车装着满满的成品包出发了——它要在五小时内赶往佛山交货，然后再装着处理好的皮料和五金配件等散件回到梅花。

额外的运输成本是在梅花镇开皮具拼装厂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一辆长途货车，虽然为生产链添了“负担”，却让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们，重新“拥有”了父母和子女。

1995 年就到广东打工的湖南人占有兵在自己的纪实作品《如此打工三十年》中这样描述东莞厂工在生育上的立场：“工作和带孩子，必须选择一个。”这样一来，多数孩子都被留给了在老家的父母，“出生不久就成了留守儿童”。

作为全国制造大省的广东，同时也是一个生育大省。即使地处偏远，粤北的出生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梅花镇的老一辈人，往往都有六到十个兄弟姐妹，现在 30 岁上下的年轻一代，每家也至少有两个孩子。

因为孩子多，不受重视，许多女工被问起年纪，都要迟疑一番。最便捷的回答方式，不是翻查证件，而是随便指一个村里的同辈人，说“跟 TA 一样大”。罗连英的父母给几个姊妹上户口时就是随便填的，虽然身份证上写着 1979 年生，她觉得自己也可能是 80 后。

庞大的出生率之下，女工们作为“照护者”的工作量也翻倍了。她们往往在十几岁时离家打工，又在生育后回到村里。不少人的丈夫都在镇外跑长途、拉货，做玻璃、五金电镀、陶瓷或者餐饮生意。但孩子、老人，都离不开人，家里的责任大多落到她们头上。

在镇上，裘真的工厂按时计薪。白天的工时相对固定，中午留半小时去饭堂吃饭，晚上的工作则全凭自愿。

《如此打工三十年》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早期工厂吃饭图景”：打饭永远是硬仗。即便在规定时间内吃完饭，夹沙和泥的黄米饭和洗锅水，也并不会善待工人的肠胃。

但在梅花镇，饭堂的食材都是本地人种的菜。每餐照例四菜一汤，配上食堂掌勺自己做的腌萝卜、子姜辣椒酱。七八人围坐一桌，夹菜用公筷，白米饭管够，可以自己从电饭煲里挖。

罗连英从不缺席任何形式的“加班”。她 21:15 下班，回家冲凉、洗衣服、忙家务，一般要折腾到 23:00 才能睡下。就这样，第二天一早还要 5:30 起床，去地里除草、种黄豆、收玉米。因为几乎月月全勤，虽然她做的是台面上粘皮面、穿拉链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比旁人多拿不少。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要把工时干满。

一车间的陈桂芳是鹧鸪塘村田寮下人。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吕英 15 岁，初中毕业后，留在家里做家务；小女儿吕珍美 6 岁，跟着陈桂芳在镇上打工。

桂芳的一只眼睛有疾，很多年了，也没得到合适的治疗。从前，珍美在镇上的明星幼儿园读书，她带着珍美在工厂四楼租了间房子。现在，孩子上了一年级，正放暑假，晚上桂芳可能五、六点就下工，带着吕珍美回家，煮点饭，乘乘凉，九点前就能入睡。

罗连英表弟的妻子朱细娇，今年 36 岁，也在厂里工作两年了。丈夫在佛山做仓管，常年不着家，朱细娇中午要多请一个小时假，回家给孩子做饭。

虽然晚上按点下班，但回家还要带孩子，朱细娇觉得很累。但她没有更好的解法。

“稳定”在小镇上十分难求，灵活的工时、体面的薪资也是如此。

五年前，朱细娇在镇上的服务区卖甜品，工作相对轻松，也能顾上孩子。但因为来往人流太少，服务区生意不景气，合同期结束也就没活干了。

和朱细娇同岁的杨艳丽是贵州远嫁来的，老公在镇上开小卖部。三个孩子都调皮，大儿子尤其叛逆，离不了人。为了管教孩子，她出不了远门。

杨艳丽先后去过镇上的化妆品厂、超市、黄金店、蔬菜店。虽然她的打算是“什么钱多就做什么”，但镇上的工作充满不确定：超市的保底工资低，加了班也只有两千多；黄金店承诺了更高的底薪，却没能履约，再加上店里缺人手，招不到店长，开了半年就倒闭了。她也做过蔬菜配送，不过两三个月，菜园就起了火，这份工也做不成了。

对于杨艳丽来说，在厂里做皮具的工资已经“相当不错”。爆单时，厂里虽然要求大家“尽量加班”，但如果真的有事、做不动，也没人强制。

对罗燕兰来说，这份离家近的工作，最重要的可能是让自己觉得“踏实”。

早年在外打工时，罗燕兰隔壁做廉价人造革包的工厂，总是买最便宜的材料、用质检不达标的劣质胶水。为了逃避消防检查的整改要求，把车间租在窄小逼仄的暗楼里，空气不流通，胶水臭气熏天，工人因为胶水中毒是常见的事。

她也有熟人呆过做高端仿货的工厂，虽然用料有一定提升，但时时为有人检查、有被拘留的风险而担惊受怕，本身也是一种折磨。

裘真的厂里招聘，生手有三个月的培训期，但熟手通常要求“有真皮经验”。缺少真皮经验的工人很难被招进厂里。罗燕兰觉得这个门槛是必要的：“做胶料的来做真皮，一般也不习惯……（做胶料的）细节要求不一样，工序也没那么多，走线走得不直、重线没重上，基本没人会管，但到了这里就要返工。”

而做真皮，“虽然更麻烦，但也有保障。”至少，用着水洗植鞣皮、植物基的环保胶水，她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田地

罗燕兰最不愿回忆的时光可能是小学六年级。

上头的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已经外出打工了，母亲在镇上卖早餐，父亲在木工厂锯木头，排行第六的她领着两个弟弟，早上挑着猪食，喂完猪才能上学，放学回来就要煮饭、洗衣、割草、喂牛、准备猪饲料、再去地里干活，累得每天都哭。

从小，她的父亲就在外常驻，母亲一个人带着一群孩子去开荒、种地。因为家里养了一头大水牛，要轮流照看，罗燕兰的二姐错过了上学的年纪，她也拖到十岁才上了村小的学前班。十六岁，她成为少先队员，帮她戴红领巾的孩子比她矮小很多，低头的动作让她赧颜。

对罗燕兰来说，打工是她的救赎。做皮具是放下“不得不做的农事”的最好借口，挣了钱，能给自己买几件衣裳，几乎是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大自由。

农事的苦，也并非所有村里人都能体会。有的人家分不到地，有的分到六分薄田（四百平米），地要留着盖房子，种不出多少东西。不过，更多分到、继承了田的人，虽然早期似乎更幸运，但又一辈子都被拴在了地里。

罗连英就是个离不开地的人。

她有四片田。田地不在一起，要走好些曲折的小路，中间还会经过一个桥洞。路面的青苔下就是溪水，很容易脚底打滑，落进水里。

虽然做着厂里的工作，又要顾着三个孩子、照料 80 岁的家公，罗连英还是坚持自给自足，总觉得外面的菜吃起来不放心。她的四片田里什么都种：辣椒、花生、红薯、西红柿、西瓜、香瓜……还有一片地，栽了不少葵花，和旁边所有地都不一样。

夏天，向日葵还没成熟，花茎和花盘都软软的，花瓣蜷曲起来，成熟之后，连英会收葵花籽去榨油。两斤葵花籽带来一斤油，这样连油都不用旁人的。

因为地里不撒农药，用鸡屎和猪尿做肥，什么都是天然的，连英比其他种地的人有更多的活要做。除了打工之外，下大雨她也要搞一把雨伞去捞捞自己的田地。别人笑她，“除了上班就是挑尿桶”，永远都在干活。

梅花镇逢三、逢八才开市，农产品不是时时流通。大多时候，都是自家吃完剩的拿出来卖，有的卖瓜老伯就在杂货店门前摆个地摊，卖出几个是几个。开市“赶闹子”时，满地色泽鲜亮的茄子、西红柿、凉瓜，新鲜荔枝只要三元一斤，凉瓜可以成捆地往家里拿。

农产品不挣钱，干农活又比什么都累，这些年，坚持种地的人已经变少了。

今年三十多岁的丘相娇就没种过地。她是丘家村人，丈夫在广州做玻璃生意，家里的地只有老人在种。丘相娇对此有些不以为然：“农村的老人，闲不住，也不爱买东西，只好种种地”。

但实际上，哪怕是六七十岁的人，也想逃避种地的苦。

镇上的工厂成立六年后，今年春天，裘真在鹧鸪塘村里建了新的手工坊。手工坊开放后，不少老人都放下了“一半”的地，去那里串包链、做手工包挂。因为工坊是计件发薪，没有工时要求，下傍晚就可以放下手工，去地里干上一两小时的活。

对老人们来说，用做手工来“躲开”农事有一种“正当性”：既然有别的方式赚钱，去地里辛苦也就变得不再必要。比起做起来无穷无尽的农事，串一个包挂有一个包挂的报酬，是一种更“确定”的获得。而不必真的下山去，背弃自己挥洒了一辈子汗水的田地，心里又有另一种安慰。

肖启辉做了车间主任后，也让自己的母亲来手工坊做活儿。他的父亲早年挖煤时得了尘肺病，爬楼梯都会气喘，最多自己煮个饭。母亲从前过得苦，大半辈子奉献在地里，现在年纪大了，能在村里做点手工，她也不想再种地了。

村落

在镇上工厂的第一车间里，丘相娇坐在一个“很好”的工位上：

两个宽阔的台面对着一扇大敞的窗子，窗外是无尽的绿树。头顶的两个电风扇灵活地摇头，风在窗户和电扇的吐息里来来去去。她和一个姐姐面对面坐着干活，偶尔聊天。这里就像属于她们二人的隐秘角落。

这样的工位，在工厂里，算是“奢侈”的了，但在村里的手工坊，似乎人人都可以拥有。

鹧鸪塘村的老建筑多是黄墙黑瓦，虽然不是围屋，但有些典型的客家土楼特征：小门小窗，墙体厚实，私密性强，防御性也强。从外部窥探，只觉得内里无比深幽。

山里的房子有新有旧，新砖房周围间杂着有八九十年历史的老屋，墙皮剥落，黄砖外露，自由生长的苔藓铺在黄砖上。屋与屋之间有不少荷塘，塘里不仅密密匝匝地扎着莲蓬、莲叶、白色的荷花，还有村民饲养的鸭子和鱼。

经历太多时间洗礼的老屋大多已是危房，尤其是建在山边的，不用政府来推，许多自己就塌了。没塌的寥寥几栋，矗在山林之间，像一种古老的样板。女人们带着孩子在山边挖出的池子里洗衣服，旁边井里打起来的水可以直接煮汤。

在一座已拆迁的老屋前，砖头散了满地。它们即将被运到裘真的手工坊区待命。

手工坊是个老瓦房，从前作为粮仓使用，散热很快，甚至可以说有点“阴寒”。虽然深黑的木梁上也挂了电扇，有的屋子还装了空调，但即使在盛夏，也用不太上。

以它为中心，被裘真修复的七八栋房子，都做过生产队的粮仓、肥料厂，现在则摇身一变，成了工坊、办公室，还有一处去了瓦，做成露天书院，院里的乔木下摆着青石板做的桌子凳子，给女工带来的孩子写作业用。

早上八点，工坊开了门，陆陆续续地有人进来做活儿——大多是老人，也有年轻的女工，带着孩子过来，大家围坐一桌，边干活儿边聊天。这里没有工厂车间那种井然有序的“厂气”，也没有机器的轧轧声，安安静静。工人们做累了就休息，或者干脆早点收工，回家做饭、下地干活。

工坊时而开到下午五点，时而开到六点——全看最后离开的人想做多久。许多六七十岁的婆婆，午饭后才会进门。

今年 63 岁的陈月容天天都去工坊干活。她爱穿着裙子上工，一时是条宝蓝色带刺绣的花裙，一时又换成桃粉的旗袍样式。

月容是村长的妻子，如今儿女都“下去”打工，把孙子孙女也带走了。村长还在坚持种地，她就来做手工。

这里的活计上手快，一周之内就能学会。有的婆婆是新手，会抱怨做串珠手疼，手指侧边和指甲容易磨破、磨出老茧；弄出来的东西不符合要求，还要拿回去返工——不过，比起种地，这点困难似乎也算不得什么，做了几个月，她们便习惯了。

老工坊是承载了鹧鸪塘村太多记忆的地方。通向工坊的必经之路上，一棵比邻座的柏树更高的老红豆杉下，斜躺着一口圆井，它曾是全村最重要的水源。

而工坊竹林后的一片空地，从前是人们放牛的好地方。肖启辉小时候在这里约架、在这里摸鱼。厂长在两棵乔木间挂了秋千，荡秋千时能看见竹林下的田地。

很多事都因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改变了。在“打工潮”涌动的几十年里，那些“下山”的人，有的被骗入传销组织，拉了一家亲人进去，财也破了，家也毁了；有的因为做假货被关了几年，留下了心理阴影；有的干了 22 年，“东莞挣钱东莞花”，一分也没能带回家乡……

如今，挑水回家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竹林后的空地杂草丛生，因为再没有牛来吃草。村民在坡上建房时，最初的那口老井也被污染了。

不过，因为被修复、又投入生产，这片逃不掉拆迁命运的老房子却以工坊和社区中心的形式留了下来，得以见证更多属于未来的故事。

年轻时，月容家里没有田，还有四个孩子要养，穷得响叮当。现在，家里有了像样的院子，地上也铺上了瓷砖。儿女们周末常常回家看望，她身体康健，自己也有个能挣钱的营生，似乎已是极好的日子。

更多年轻的村里人不再过分顾念土地。他们需要回家，但也想去更远的地方，见些别的风景。

没离开过广东的陈小燕，看到朋友圈里不少人去了北京旅游，觉得很羡慕。但她不得不承认，是在老家工厂风平浪静的生活，让她在打工人的身份之外，拥有了一点“羡慕”和“渴望”的余裕。

在能脱下“工服”的日子里，车间里的女工们都不再穿最简单的旧 T 恤和牛仔裤。周日休息，她们拿出自己“度假风”的裙子、背心和凉鞋，去隔壁大坪村杨家寨玩水、泡野温泉，在山里采果子、摸田螺。山里除了连绵的云雾，还有碧绿的李子、香气扑鼻的鹰嘴桃，果农的果子一熟，她们可以做第一批进园的人。

在没有“野趣”的镇上，三四十岁的这一代人也有自己的夜生活。他们会在主街上最出名的奶茶店包场，抽烟、吃烤串，聊一整晚的闲天。

今年春天，《我的阿勒泰》的导演滕丛丛为裘真的梅花镇工厂与手工坊拍摄了一支纪录片。在影片的最后，她询问每一位女工，今后有什么愿望。连英说，想在镇上为自己建一栋房子，门前种一棵梅花树。

属于冷性植物的梅花，需要一定时长的低温积累，才能促进花芽分化。但“潮塘宫粉”这样经过特殊培育的花种，耐湿热、需要的冷量也低，即使在处于亚热带的广东也可以自然开花。

或许，以连英为代表的一代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北方的野梅，花小、果酸，还需要在零下三十度的极寒里露天越冬。她们忘记了，自己其实可以做棵松弛的美人梅——

因为，在如今的梅花镇上，即便是耐寒的植物，也不必再次度过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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