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春夏时装周从未来变成了历史，经过这一个月甚嚣尘上的讨论中时装世界未来的图景也逐渐清晰，我们邀请比利时时装记者Jesse Brouns与我们一起回溯，在这个处处是“新”的时装周里，到底新的是什么？旧的是什么？

我们曾被许诺，2026 年春夏将迎来一次名副其实的“大爆炸”：米兰与巴黎两地，大约十五家关键品牌在同一季更换设计师，风向骤转、版图重排。

如今风暴已过、尘埃落定——我们究竟看清了什么？

群星是否回到完美的队列？

Matthieu Blazy 的 CHANEL 以宏大的宇宙作为起点。

在巴黎大皇宫的玻璃穹顶下，模特穿梭于金星、火星与土星之间。新任精品部总监 Matthieu Blazy 从场景入手，将 Gabrielle Chanel 对占星的偏好具象化，并在此基础上为 Karl Lagerfeld 半世纪的统治与继任者 Virginie Viard 划上句点。他让品牌脱去过往的沉重，“新”CHANEL女性仍然不费力地优雅。

闭场模特 Awar Odiang 看似穿着白色 T 恤（实际为真丝），下搭一条由鹅羽、真丝与府绸做成、以花朵构筑的巨大多彩裙装，出自 Lemarié 山茶花及羽饰坊。伴随 1992 年 Snap! 的《Rhythm Is a Dancer》，她带着灿烂微笑几乎“弹跳”着谢幕，并朝 Blazy 鼓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115 岁的CHANEL看上去仍会安然无恙。

Matthieu Blazy 为 Karl Lagerfeld 半世纪的统治与继任者 Virginie Viard 划上句点。

然而，行业新闻并不鼓舞人心。许多品牌利润像日光下的雪一样消融，复苏无期。意大利最大奢侈品牌 Gucci 二季度销量蒸发 25%；摇摆多年的 Marc Jacobs 则被 LVMH 摆上货架——据报约 10 亿美元。

消费者对时尚感到疲惫、饱和，并被社交媒体的算法不断过度刺激。在这种“多巴胺文化”里，我们需要持续的高潮——而且唾手可得：新设计师、新代言、新 CEO；新旗舰、新快闪；新大片、新数字。时装周永不止息，邮轮秀、晚会、博物馆开幕、颁奖礼层出不穷。对任何试图跟上节奏的人而言，它从未给出歇息的余地——像旋转木马般不停旋转。

Phoebe Philo个人品牌以即看即买的形式进行线上发布，已经进入了第四个系列。

其背后，是一股价格高昂的新衣、新鞋、新包的洪流。问题是：谁还有衣橱空间——更重要的，谁还有欲望？即便你买得起，又从哪开始、在哪停下？更何况，当时尚主要活在互联网上，时装还重要吗？对大多数人而言，时尚已像电影或体育一样，被动观看的娱乐。

时尚爱好者更像足球迷：在安全距离内欢呼与嘘声。线上，我们比以往更吵——点赞大方、评论无情；有时说得对，有时并非如此。就像多数球迷从不踢球，许多“时尚迷”一边刷着 Instagram、一边穿着旧打底裤评头论足。真实的消费者的声音又会在哪里被找到？

更广阔的世界在放大时尚的困境：中东与乌克兰战争、美国政治的波动与关税政策不断摇摆、全球文化右倾；中国顾客不再像几年前那么饥渴。与此同时，奢侈行业自身难辞其咎，尤其高端区间。价格这些年涨得太狠，曾能“咬咬牙买个包”的中产群体如今不再参与。这个群体远比品牌近年来着迷的“VIC（超高净值客户）”规模更大。业内称，一些品牌 30%—40% 的收入来自那 1% 的顶级客户，这当然惊人，但总体支出，中产仍更可观。

“质量是关键。”Delphine Arnault 在 6 月男装周、Jonathan Anderson 的 Dior 首秀后对《金融时报》说，“这是我们未来五年的全部重心。”这很可能意味着：质量会上去，价格也继续上扬。比如 Dior 女装秀场那条牛仔迷你裙，传言零售价 1200 欧元。

Dior 女装秀场那条牛仔迷你裙，传言零售价 1200 欧元。

为让机器再度运转，LVMH、Kering 等自去年起就在“大棋盘”上挪子Kering 更换 CEO：掌舵 20 年的 François‑Henri Pinault 于 9 月让位，由在汽车业浸淫 30 年、任雷诺集团掌门 5 年的 Luca de Meo 接任。

与此同时，设计师的席位更换快得惊人——你必须对衣服有极大的热情，才跟得上，甚至才“愿意”跟上。回顾本季：在 Balenciaga 十年后，Demna 接手 Gucci；Louise Trotter（前 Carven）入主 Bottega Veneta；Simone Bellotti（前 Bally）接管 Jil Sander；Miu Miu 的前主设计师 Dario Vitale 入主 Versace，并以一场“去魅”之举引发争议。

Demna以电影首映的形式让人一窥新Gucci的全貌。

巴黎方面：除 Chanel 与 Dior 外，Balenciaga 换为来自 Valentino 的 Pierpaolo Piccioli；Celine 启用出身 Ralph Lauren 的 Michael Rider；Loewe 则请来 Proenza Schouler 的双人组 Jack McCollough 与 Lazaro Hernandez；Maison Margiela 由仍领衔 Diesel 的 Glenn Martens 执掌；Mugler 任命出身 Sportmax 的 Miguel Castro Freitas；Jean Paul Gaultier 邀请荷兰年轻设计师 Duran Lantink（他关闭了自有品牌）；Carven 则由 Louise Trotter 旧部 Mark Thomas 接手。

Maison Margiela 由仍领衔 Diesel 的 Glenn Martens 执掌；Mugler 任命出身 Sportmax 的 Miguel Castro Freitas。

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密集的“抢椅子”游戏。时尚靠变化生存，也需要稳定。人们接受“适度改变”，却排斥“激烈转向”。当这么多成名设计师换到新岗位，受众会困惑，甚至有被抛下之感。

然而，激进转舵常能换来高额回报：Michele 曾将 Gucci 从头到脚重塑；Hedi Slimane 将 Celine 引向与 Phoebe Philo 截然相反的方向。彼时群嘲与抗议并行，不久商品就脱销。本季，Dario Vitale 采取类似“白纸”策略：他像拭去妆容般拭去 Versace 的浮华——红毯长裙不见了。Vitale 回到 Gianni Versace 八十年代的本质，并让品牌的设计语言跃进于当代：不是为戛纳或奥斯卡，而是为“真实的人”。某种意义上，他与 Blazy 在 Chanel 的做法相通，虽然他可能更激进。Versace 规模更小，且处在易主阶段。

“亵渎”“丑闻”“Gianni 在天之灵要被惊动”“Donatella 在哪？”——而许多业内人士拍手称快。传统客户会接受吗？也许不会。但他们也在变老。品牌迟早要找到开启新时代的钥匙，否则就会消退。

Vitale 回到 Gianni Versace 八十年代的本质，并把品牌推向 2025。

本季的共同点之一，是新任设计师愿意与前任“对话”。过去，新官上任，社交媒体一键清屏，历史“归零”。如今不然。Jonathan Anderson 在 Dior 女装首秀前播出一支短片，串接历任设计师镜头。成衣虽浸透 Anderson 的精神，但也隐约串联起从 Maria Grazia Chiuri、Raf Simons 与 John Galiano。最终呈现“众口皆宜”的光谱——从繁复刺绣礼服到那条 1200 欧元的牛仔迷你裙——他坦言，这是刻意为之。

Celine 的 Michael Rider 同时向 Hedi Slimane 与 Phoebe Philo 致意，再掺入他在 Polo Ralph Lauren 的所学；Haider Ackermann 在 Tom Ford 的舞台上“以 H.A. 的色彩做 Tom Ford”；在 Gucci，Demna 则给出一本“意大利类型学图册”，明确援引 Tom Ford、Alessandro Michele 与 Frida Giannini 的时代。

Haider Ackermann 在 Tom Ford 的舞台上“以 H.A. 的色彩做 Tom Ford”。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也使得Ackermann的风格独树一帜、历久弥新。

年初在 Balenciaga，Pierpaolo Piccioli 上任之时，Demna 仍在为品牌完成最后一场高级定制；短短几周，Balenciaga 罕见地同时有两位艺术总监。二人先后出席 Demna 回顾展与告别派对。Piccioli 首秀上，延续了 Demna 的“虫镜”墨镜，复活了 Cristóbal 的“麻袋裙”，也在若干造型里回应了 Nicolas Ghesquière；Alexander Wang 则被集体失忆——历史从来是可塑的。

Piccioli 首秀上，延续了 Demna 的“虫镜”墨镜，复活了 Cristóbal 的“麻袋裙”。

与此同时，在 Valentino，Alessandro Michele 致意的“PPP”并非 Pierpaolo Piccioli，而是电影导演 Pier Paolo Pasolini——并且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自己的叙事方式，且为这座巴黎时装屋带来一些意大利哲思。

对于没有推出“新方向”的品牌而言，这是艰难的一季——也许“缺席”反倒是明智。情感并不多见。Jonathan Anderson 在 Dior 登台时落了几滴泪。也有例外：Glenn Martens 在 Maison Margiela 首秀让一群身穿大号西装的孩子乐队演奏标准曲目，全场会心；山本耀司是唯一一位向 Giorgio Armani 致意的设计师：两位模特身穿黑色大衣，背面印着 Armani 广告大片，正面印着 Armani 写给他的信——邀请他出席品牌五十周年大秀。那是真挚的一刻。

Armani 并未看到山本的秀，甚至看不到自己的——在这个可能改变未来数年的季度开始前数周，他的离世为一个旧时代画下了句号。相较之下，Agnès b. 亲自抵达了她的半世纪纪念秀，只是排在 CHANEL 之前，时机微妙。

Valentino 2026春夏系列，将Pier Paolo Pasolini对意大利战后社会文化变迁、价值流失、消费主义侵袭的忧虑置于当下语境中。

归根结底，这场“大重置”更像“反革命”而非革命。棋子挪了位，但最终掌舵的仍是那批重量级人物——多数是白人男性。头排还是那些熟脸。Nicole Kidman从 Balenciaga 转会 Chanel；Balenciaga 把 Meghan Markle 带到了巴黎，比分 1–1；Lana Del Rey 带着她那位在佛州沼泽带游客的船长丈夫来了 Valentino；Paris Hilton在 Karl Lagerfeld 品牌派对上打碟。照旧，亚洲艺人们带着声势浩大的拥护者，让这种如同邪典的全球粉丝文化变得直观可见，时装也伴随着他们的影响力找到了更为广泛的追随者。

审美回到更传统的“理想”。与几年前相比，“可持续”与“包容”的话题显著减少。雄心收缩，如同现实世界。纽约的 Willy Chavarria 抗议美国 ICE 突袭；法国设计师 Jeanne Friot 用跨性别模特全阵容，系列配色来自跨性别旗，一件 T 写着：“BOMBING FOR PEACE IS LIKE FUCKING FOR VIRGINITY。”Virgil Abloh 在 Louis Vuitton 公开反种族主义的年代，仿佛已远。

从社交媒体起步的设计师同名品牌 August Barron 重新探讨女性在居家时期的着装。

至于衣服？一切都漂亮、好穿、可售。鲜有真正崭新或颠覆性的东西。在不确定时期，保守可预期；代价是初看之下，许多时装彼此可替。

这场“大重置”最终会改变什么？放在时尚的生意中，就是留住尽可能多的旧客，同时吸引尽可能多的新客。Hedi Slimane 当年还能一举“疏离” Celine 的 Phoebe Philo 客群；但那个时代已过。你在 Valentino 已可见端倪，上任多年的 Alessandro Michele 尚未为 Valentino 带来成果。

当然，品牌受挫，人们很容易苛责创意总监。但没人能指望一个设计师击败全球经济。对于老牌而言，T 台之于财务并非决定性。Kering 新任掌门 Luca de Meo 说：理想状态下走秀系列创造 20% 营收，其余 80% 来自经典包与常青款。这意味着走秀主要应做“形象与叙事”，而非直接“卖货”——它们应传达情感。

Miu Miu 2026春夏系列也以围裙入手，着力刻画承担不同社会分工的劳动女性。

可喜的是，巴黎时装周的起止点，出现了真实而自然的变化：两位独立的比利时设计师。Julie Kegels 在埃菲尔铁塔对岸的 Passy 地铁桥下开场，她的“Quick Change”关于“在路上的女性”——她们如何在会议间隙迅速更衣。她前排唯一的名人是 Rosalia，对方主动联系，无偿到场。

Meryll Rogge 在马莱区的中世纪庭院压轴。“I’m Not Wild” 取材于邪典女星与作家 Cookie Mueller 的自传，转译为电蓝泰迪外套、棕色皮夹克与古怪的短裤。作为官方日程的最后一场，它既是 THE END，也是序章。明年三月，Rogge 将在米兰以 Marni 艺术总监身份首秀，而今年的“重置”，届时已成旧闻。

Meryll Rogge 在马莱区的中世纪庭院压轴。“I’m Not Wild” 取材于邪典女星与作家 Cookie Mueller 的自传，转译为电蓝泰迪外套、棕色皮夹克与古怪的短裤。

继续前行。

文章来源：Wallpaper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