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所在的设计大楼，经由既有建筑改建再利用而来，于 2023 年竣工开放，由设计学院院长阮昕设计，并获 “凡尔赛宫大奖”（Prix Versailles）中 “全球最美校园奖”（the World Titl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ampus）及其三大奖项之一的 “室内特别奖”（the Special Prize for an Interior）。一栋建筑获得奖项之后，往往会被迅速放入某种清晰的叙事之中：它的材料、技术、形式、空间，乃至它的时代意义，似乎都因此获得了一个便于说明的位置。但奖项能够确认的，或许只是它已经被看见；值得追问的，仍然是它为何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正是在设计大楼中，阮昕与笔者张益凡围绕这栋建筑展开了对话，以下是访谈的节选内容。
01
粗砺的象牙塔
张益凡（笔者）：上海交大设计大楼已经投入使用三年了，您既是建筑师（乙方），又代表使用者（甲方）；同时，教育建筑这种类型本身也是具有它的特殊性。您是怎么看待这栋建筑的？
南立面 © 苏圣亮
设计大楼启用仪式 © 苏圣亮
阮昕（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这栋建筑对我来说意义特殊。设计大楼不只是一栋教学楼，它是家屋，在遮风避雨的时候，也能 “珍藏希望和庇护失望”；整体空间以大堂为核心，由形状不一、性格各异的房间围合组成，与大堂产生远近亲疏关系。所有房间在大楼里形成了合奏，基本不由其使用功能而成形。类似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洛德· 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所谓 “家屋社会”(house society) 的概念。
大堂核心草图 © 阮昕
一层平面图 © 阮昕
另一方面，它也是 “城市家屋”（House Urbanity）。房间在各层相对大堂的位置，如房屋与街道和广场的关系，各层游廊穿行，室内性逐渐模糊；人们在其中往来、停留、穿行，能获得一种都市特有的匿名、自由的状态。
游廊与大堂 © 苏圣亮
漂浮的游廊与房间 © 袁粟
张益凡：设计大楼所在的交大闵行校区并不是所谓的都市，为什么在这种郊区环境中去试图构建一个微缩的城市？
区位图 © 罗慧超
阮昕：是的，它是郊区，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建个城市，闵行也不可能变成上海的市中心。但恰巧是这个环境创造了一种条件。建筑历史理论学家曼弗雷多· 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把帕拉迪奥设计的那些别业大宅视作败落后的威尼斯在大陆乡间的一种理想城市的模型，一种乌托邦；当时他在写威尼斯的时候，觉得威尼斯被周围的泻湖造成的隔离（insulation）还不够，他想象将威尼斯用中古城墙围合起来。就像我们有时说大学是个象牙塔，跟世界是隔离的 —— 这种隔离是理想性的一个保证（guarantee）。大学如果跟社会打成了一片，不再是一个象牙塔了，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就是精明老练（street smart）的人，是社会型人（social being），再也培养不出仰望星空的人了，这是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
大堂 © 苏圣亮
大堂中的大提琴即兴演奏 © 张帆
我觉得人进到设计大楼以后，会感受到它的一种自治、自洽，他感觉他可以待在这儿（You can stay put）。
中庭芳香植物花园 © 苏圣亮
屋顶花园 © 苏圣亮
张益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里更适合被称作是 “粗砺的象牙塔”。现在不少建筑都喜欢标榜的所谓 “精巧”，倒确是在这里不太能感受到。
阮昕：它很俭朴，不是精做。我觉得构造的精密性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比方说外墙用到的大量的陶板，是安徽一家小企业生产的，单价也不贵，质量平平；设计是不上釉的，让它能自然风化。这些陶板都是直角对接，我不让做斜角相接（miter joint），因为永远不可能做到精密，一旦切 45 度就是求精密，就造成了精密性跟它材料属性的根本矛盾；直角对接也是更省钱的做法。（笑）你得接受预算永远不够，施工的水平永远不够，技术工人永远没想象得那么好，这是常态 —— 难道建筑就不行了吗？阿尔罕布拉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东立面局部 © 苏圣亮
南立面局部 © 苏圣亮
张益凡：这和当下不少建筑师的看法是蛮不同的，追求精巧和极致的建筑师不在少数，一些看似简单的形式里面往往蕴藏着大量的复杂做法。这类例子在当代的乡村和城市都不少见。
阮昕：有次到日本一所著名大学访问，见到一位建筑教授，他非常得意地向我展示他主持的一项旧楼改造项目中的雨篷（canopy）设计，是一片很纤薄的混凝土构件，能够比法国人做的还薄，他非常的骄傲。交大设计大楼项目里面也有类似的构件，为了施工制作上的方便，在没有很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骨架外部加表皮的方法，在边缘收分，实现了视觉上非常薄的效果，这个在制作上是很容易的。而日本名建筑师的雨篷做成了一片那么薄的钢筋混凝土，那又如何？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建筑不是珠宝，也不应该是瑞士手表。建筑要经得起时间的折腾，要经得起人的折腾。
文学上也类似。你可以追求语言的精准和至美，但 19 世纪的俄国小说被翻成英文的时候，语言上达不到那个程度，有的还非常生硬，可完全不影响它们鸿篇巨构的品质。
02
建筑的意图
张益凡：这种借文学的类比很有意思，也涉及到对不同媒介的探讨。除了实践项目和高校任教之外，您其实也笔耕不辍，前几年出版了 Confucius' Courtyard: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in China 这本英文著作，这方面的动因是什么呢？
Confucius' Courtyard 封面，阮昕绘
Confucius' Courtyard 内页，阮昕绘
Confucius' Courtyard 内页，阮昕绘
阮昕：这个其实不是职业选项，这么多年，它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habit）—— 基于有限的材料，选择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用一定的方法去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对特定的问题达到某一种理解。
大学老师的职业 —— 无论设计师、科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实际上是一个手工艺者，驱动力就是自身要对某个世界、社会和个人达到一种理解（understanding）。这自然会带来一种自律，这个自律是不需要管理的 —— 我写东西，或是研学，是因为我要把事情弄清楚，如果觉得拿不出手或不到火候，驱使我的是羞耻感（shame）。学术研究和发现应该是本质，结果现在往往偏离本质，大学变成了一个管理机构，一旦开始计算利益得失，有些事就觉得不值得做了。
大楼室外花园 © 苏圣亮
二层屋顶花园 © 苏圣亮
回过头来说 Confucius' Courtyard 这本书，中文将来译作《春秋·院落》。孔夫子代表的是中国的思想基石得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梳理和奠定的那个时代，之后，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都是对那个时代的解释和回顾，并没有在那个基础之上再衍生出革命性的变化。那么作为建筑师，我发现用 “院落” 作为一个媒介（vehicle），能给我带来了一个切入点，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学识和功底从其他地方，比方说文学、形而上学，去切入。通过这个角度，我想了解一下历史上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中国文化的发展 —— 特别是士大夫的文化的发展 —— 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到底有什么区别和共性。所谓著书立说，是解决我本身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需求，因为我想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
Confucius' Courtyard 内页，阮昕绘
Confucius' Courtyard 内页，阮昕绘
Confucius' Courtyard 内页，阮昕绘
张益凡：Confucius' Courtyard 这本书中，您对儒家理念与院落空间的相互印射以及历史演进有很多精彩论述，比方说 “登堂入室” 在院落空间中的展现 —— 这个在设计大楼项目里面也有体现。中国的传统建筑当然有它的功能性，但是建筑传统中是贯穿着很强的礼教蕴意。不禁让人联想您在这栋建筑中是否有规训企图？
大堂 © 苏圣亮
阮昕：我感到建筑起教化作用的时代彻底过去了。哥特建筑可能是达到了建筑的教化作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受教育的程度非常的低，是需要通过有些方式传递信息，因此建筑在欧洲文化里面起的作用就相对比较大，而现在有其他太强太多的媒介和机会。我觉得 “暗示” 是今天我们唯一能够期望的点了，绝对不要太雄心勃勃，认为空间可以有某种教化性，这种解读显得太学究（pedantic）了。你看福柯解读圆形监狱，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实现的程度一定是打很大的折扣。
建筑能够起的作用确实不可以夸大，那建筑师到底还能做什么？把建筑作为造型艺术，还是一个广告牌？或是完全根据功能来分析？这些想想也都没什么意思。
张益凡：就算不追求教化，我感觉还是有意蕴含着不少信息。比方说杂糅东西方合院隐喻的空间系统、中庭里的编木拱屋架与传统廊桥的呼应、厚重的墙体和高窗营造的与荷兰黄金时代室内环境类似的 “前工业革命” 古典氛围等。可以感觉到与您多年的学术研究之间的一致性。
报告厅室内 © 苏圣亮
东侧教授办公室内景 © 苏圣亮
阮昕：这应该是与做建筑的思路有关。我经常参加各种国际竞赛的评审，能看到几种较为典型的做法，国内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第一种是单纯追求造型，通过强调形式的独特性来吸引注意，使建筑成为所谓的 “地标”，以满足客户对于“标志性”的期待；第二种则是以功能为起点的逻辑推演，例如设计者会列出项目功能需求、空间流线、室内布置与尺度关系，从而得出一个似乎合理的方案；第三种方式强调场地与文脉，通过分析周边环境 —— 比如场地在黄浦江畔，有工业遗存、旧铁路、桥梁、电线杆、造船厂或艺术馆 —— 将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美其名曰 “mapping”，并以此为依据推导出一个被认为 “天赐”（heaven-given mandate）的结果。
然而在我看来，这三种方式各有局限。首先建筑不应该是造型艺术；其次，“功能” 是典型的现代思维方式，而在传统营建中，并非如此简单直接；至于 “场地” 就更站不住脚了，中国人总是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场地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事情，我们既可以选择保留某段记忆，也可以选择将其遗忘。那除此之外，建筑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思考的起点。而且就设计大楼项目的条件而言，这三项都不太相关。
张益凡：造型、功能、场地这些因素都去掉之后，那就只剩一项：建筑师的自我。所以我的解读就是，建筑是您用来自我表达的工具。
阮昕：我觉得你讲的从某种层面上是对的，但是这种表述方式有很大问题。设计大楼这个建筑，或是其他项目，例如北鲲园的墙体，核心是我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表达我自己的个性。建筑师的个人感受当然无法完全消除，但那不是目的。在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它最后就应该是这么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我要把它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建筑本身是具有自洽性的。北鲲园就是一个墙的悖论： 一堵三百余米长的校园围墙反而增进了校园和城市的联接。
校内的北鲲园__墙园 © 罗慧超
校外的北鲲园__树院 © 张益凡
03
解析或诠释
张益凡：对建筑带有的这些信息和意图的解析（decode），是不是就是评论家很重要的责任？
阮昕：我觉得评论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诠释（interpretation），其实跟历史学家、文学家类似。现在一谈到创作，总是习惯性地把它理解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表现，仿佛创作者完全自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但实际上，创作并不是这样一个纯粹明确的过程 —— 从中国文化的背景来看，我们说“人心莫测”。这是必须承认的一点。
张益凡：当下盛行的思路是认为通过数据计算可以解析甚至预测各种事情，消费社会正在升级为流量社会，量大为胜，这似乎也是一种“民主化”的状态。您怎么看？
阮昕：我们似乎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庞大的数据，并加以处理，就会看到事实的真相。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把研究 “物” 的方法套用到研究 “人” 和 “社会” 之上。中文里的 “计算”、“算计”、“设计” 在过去都带有贬义。如果把对人的研究也完全等同于计算，就会忽略文化里很重要的属性 —— 文化需要判断。没有判断，就谈不上品质。民主能否替代判断？在艺术、文学、建筑中，肯定行不通，不然我们就不会有莎士比亚，不会有巴赫，自然也不会有《红楼梦》。
张益凡：尤其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建筑创作，对于艺术，我是一直想通过在场的直接对话追问出个所以然，但是愈发觉得模糊，类似碰到哲学里讲的 “边缘问题”（marginal problems），有点像儒家说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阮昕：李泽厚晚年常常提到，如果未来会有一次新的 “文艺复兴”，他希望它能够是原典儒学的复兴。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原来这类问题或者不存在，或者已被思考得相当透彻。儒家绝不是非理性的，相反，它具有极强的理性精神。但儒家在理性的框架中，植入了 “情” 的因素，所以林语堂称其为 “合理”（reasonable），而不是 “理性”（reason），我觉得这个表述很好。
墙的悖论 © 苏圣亮
围坐的墙园 © 苏圣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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