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设计 - 专访OMA重松象平，纽约新美术馆扩建里的文化实验

2007 年，由 SANAA 设计的新美术馆（New Museum）原馆落成。这座由错落堆叠的不透明盒子组成、外罩金属网幕墙的建筑，因内部动线受限且占地面积有限，自启用之初似乎就注定了未来需要通过某种形式的扩建，来缓解其垂直方向上的流线压力。2026 年 3 月，该馆公布了由 OMA 的重松象平（Shohei Shigematsu）与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携手打造、备受瞩目的新馆扩建项目。这座带有棱角且局部退台的副楼，不仅使美术馆的展览空间增加一倍，还重塑了这一文化机构与城市、以及与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SANAA）所设计的原馆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新馆的新闻发布会上，库哈斯将该项目描述为“不仅是单纯的体量延伸，而更像是一个互补的对照物”。重松象平随后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构想是设计一组‘孪生’建筑，它们彼此独立却又紧密相连。其中一座更为垂直、内敛；另一座则更为水平、外向。”

值新馆正式开放，ArchDaily 对重松象平进行了专访，重点探讨了该项目背后的设计意图、美术馆角色的演变以及 OMA 持续不断的实验文化。

新馆体量紧凑却极具表现力，有时甚至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张力。倾斜的退台、三角形的几何构型、与既有建筑的连通路径以及中庭设计，都非常引人注目且令人难忘。您个人最钟爱的是哪一部分？

这个项目最核心的维度在于两座建筑之间的无缝融合。我们通过将两座建筑的所有楼层完全对齐实现了这一效果。同时，我们利用新馆的进深创造出比例协调的展厅空间，以此与原馆的展厅相辅相成。我甚至听说，有些人在画廊里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

与此同时，美术馆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变。如今的美术馆不仅是观赏艺术的场所，更扮演着社区交流、公共活动和教育项目的平台角色。因此，我们希望在大堂和高层区域创造一些功能开放的空间，以接纳各种类型的活动与访客。我将这些空间称为“有意义的碰撞（meaningful collisions）”。前侧的楼梯大堂仿佛是王子街（Prince Street）向建筑内部垂直延伸的切片，我非常喜欢随之产生的复杂性、密度与透明感在空间中交织共存的状态。

有评论家指出，这座建筑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项“基础设施”，而非一种高调的“建筑宣言”。您认为这是一种局限，还是一种优势？

我认为这是一种褒奖。因为原本的 SANAA 建筑存在动线和垂直交通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项目致力于解决这些痛点。从一开始，这座建筑背后就蕴含着强烈的“基础设施式”逻辑。

重松象平：

OMA 合伙人，扩建项目主持建筑师

“我不会将建筑与基础设施割裂开来，我们需要使流线多样化，并在空间之间建立起全新的关系。”

交通系统模型 © OMA

库哈斯将这座建筑形容为“互补物”而非“延伸物”，新旧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您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我们的初衷是创造两座高度相连却又个性迥异的建筑，使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发挥作用。想要打造一组成功的建筑“双子星”绝非易事，尤其是当其中一座已经拥有如此强烈且鲜明的标志性特征的时候。

你们是否曾认真考虑过保留基地上原有的旧建筑？鉴于 OMA 长期致力于历史保护与适应性再利用，这应该是一个避不开的重要考量。

如果能保留那座建筑的一部分，那自然是极好的，我们也曾对此进行过深入详尽的可行性研究。然而，最终我们发现无法实现真正有意义的保留。因为无法从其他位置进入施工现场，若要保留任何既有结构，就必须先将其拆解，待新馆内部完工后再进行原样重建。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保护。因此，我们最终达成共识：新建一座大楼才是正确的决定。

扩建前街景 © Dean Kaufman

模型 © OMA

您经常将自己的设计工作流描述为“始于观察，继以分析，再定功能（program），最后赋予形式”。在这个项目的设计中，这一逻辑链条是否同样适用？

我于 1998 年加入 OMA，当时正值全球化浪潮的顶峰，也恰逢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落成不久，那座建筑开启了文化项目委托的新纪元，也就是所谓的“毕尔巴鄂效应”。此后，双年展、艺术博览会等各类文化活动的兴起，进一步让这种文化生态变得错综复杂。对此，我们在 OMA 内部启动了长期的专题研究，去探寻当代美术馆和文化建筑究竟可以演变为怎样的形态。

这些前期的研究思考直接投射在了诸如布法罗 AKG 美术馆和魁北克皮埃尔·拉松德展馆等项目上——在这些项目里，我们围绕展厅和大堂开辟了额外的过渡空间，用以承载各种类型的非正式活动。敏锐的观察力与好奇心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研究绝不能等接到设计委托后才仓促开始，而必须融入日常。在 OMA，教学正是我们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途径，它就像是头脑的体能训练，让你在智识上时刻保持敏锐与蓄势待发的状态。

Buffalo AKG Art Museum / OMA © Marco Cappelletti

Pierre Lassonde Pavilion at the Musée National des Beaux-arts du Québec / OMA © Bruce Damonte

OMA 的名字往往与“创新”及“挑战传统”绑定在一起。如果从这个维度来审视这次的新美术馆扩建项目，您会指向哪些创新点？

我们当时的关注焦点，在于如何拓宽美术馆在公共教育、艺术家驻留、公共活动以及社区项目等层面的接纳边界。这座建筑应当成为一个服务于多元群体的平台，而非仅仅对来看展览的观众开放。我们的建筑，一直在尝试对周遭世界的复杂现状做出敏锐的响应。

重松象平：

OMA 合伙人，扩建项目主持建筑师

“对我而言，创新往往通过建筑所促成的活动而发生，而非通过形式上的发明本身。”

随着新馆的落成，人们看 SANAA 设计的原馆的视角也随之改变了。在某种意义上，您现在成了妹岛和世与西泽立卫这栋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在设计过程中，您有与他们进行过探讨吗？

他们的建筑在设计上带有某种刻意的封闭性与内敛感。它的外立面精致而优美，但由于周边的遮挡，底层体量的部分细节一直未能完全展露。而我们设计的新馆恰恰释放了原 SANAA 建筑南侧的更多立面，使其作为一个独立建筑体的轮廓和体量感得以更清晰地呈现。

我们曾向 SANAA 团队展示过几种设计方案，他们更倾向于新立面能延续金属网幕墙的形式，以保持两座建筑之间的连续性。期间，围绕一些特定节点，比如七层连廊的接口设计，自然也经历过非常审慎、微妙的沟通，但两栋楼之间建立物理连接是势在必行的。我十分期待未来能有机会与妹岛和西泽一同走进这座落成后的建筑。

您曾将 OMA 形容为“野心的中心（the center of ambition）”。如今，这种野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过去，我们常常通过对既定设计任务书中的种种限制（无论是基地条件、功能组织还是既定的建筑类型学假设）提出质疑，在竞赛中脱颖而出。我们始终在对这些“默认设定”提出批判。不论是精巧的微型建筑，还是宏大的城市尺度干预，我们都在寻找打破常规、完善项目的契机。时至今日，OMA 的运作模式依然极像一所学校，各种奇思妙想在此不断碰撞并接受检验。

在 OMA 工作，意味着要时刻准备接受来自历史、文化、技术、功能、城市肌理以及形式语言等方方面面的挑战。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建筑论点与叙事逻辑负起责任。这个事务所营造出了一种“万事皆有可能”的氛围，只要你能够说服大家你的构想足够坚实有力，任何想法都会被视作有价值的探索。这固然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但也极为令人振奋，具有一种思想上的解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