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拉斯尼格在纽约工作室，1969 © 玛利亚·拉斯尼格基金会，图片：玛利亚·拉斯尼格档案

奥地利先锋画家玛利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1919-2014）引领了后现代具象绘画中关注身体意识与心理的大胆风潮。虽然拉斯尼格直至花甲之年才真正逐渐为国际艺术圈所认可，但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与许多艺术家、作家及策展人交往密切。

拉斯尼格的香港首场个展「自我与龙」将于豪瑟沃斯展出至明年2月28日，展览囊括了艺术家创作于1987至2008年间的精选绘画及纸上作品。值此之际，我们与您分享来自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彼得·埃利（Peter Eleey）、彼得·佩克什（Peter Pakesch）等拉斯尼格生前挚友与合作者的记忆片段，为您勾勒出一个立体的拉斯尼格剪影。

 玛丽亚·拉斯尼格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在「对联I」（Couplet I）展览现场，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1994 ©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图片：玛丽亚·拉斯尼格档案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我第一次遇见玛利亚，是我在17岁与父母去维也纳度假的时候。我从高中便开始探访艺术家的工作室——实际上是罗斯玛丽·特罗克尔（Rosemarie Trockel）启发了我想要去所有的大城市探访被忽视的女性艺术家，比如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就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被认可的。当我到了维也纳的时候，每个人都跟我说玛利亚·拉斯尼格就是“路易丝·布尔乔亚”。所以我没跟父母去他们的旅游项目，而是给玛利亚打了一个电话。而她竟然乐意会见一个小孩！我在她的工作室待了一个小时，期间她为我讲解了许多东西。很快我就清楚地意识到，她在绘画中投入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她的“身体意识”这一想法实际出现的时间比维也纳的行动主义更早——虽然她从未离开绘画领域 。

玛利亚曾经对在伦敦蛇形画廊办展览有过很多疑虑，她觉得这不会成功。当时是2008年，她在英格兰还并不知名。开幕前一周，她还想要取消展览，因为她觉得展厅的天花太低了。最后，她还是做了这个展览，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的媒体认为她填补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与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之间缺失的连接。所以她在开幕那天是非常开心的。
她的身体意识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并在她的画作中表现为完全不同的方式。她像是一头克里特公牛，或是虚拟现实眼镜中的一个科幻角色。她出现在不同的星球，带着两面神的面孔和第三只眼。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而这些身份是流动的——这也是当今年轻艺术家对玛利亚感兴趣的原因。可以说，人们对她的认可才刚刚开始。只要选择她作品的其中一个面向，就可以做许多很棒的展览：她的动画、素描、科幻、乡村生活、动物……实在太多了！只有很少的艺术家——比如毕加索（Picasso）、波克（Polke）与里希特（Richter）——能有如此丰富的作品，让你可以轻易地为他们做50个展览。

「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展览现场，伦敦蛇形画廊，2008，摄影：Sylvain Deleu

马蒂亚斯·穆林

Matthias Mühling

慕尼黑伦巴赫豪斯美术馆馆长

「破镜」（Broken Mirror）是我第一次看到玛利亚作品的时候！而当时几乎没有人看画。虽然玛利亚总还是看得到的，但她基本只出现在奥地利艺术这个语境里。即使是在1980年代中期，美术馆的馆长们也没有兴趣展出或购买她的作品。她总说，“回顾展是给年老或去世的艺术家办的。我是一个当代艺术家！我想要展出我的新作品，而不是旧的。”她的话让人无从争辩。我觉得这真是了不起：在90岁高龄仍然不断地创作新的作品，没有被回顾的姿态所局限。我知道，很少有任何艺术家能在70岁之后继续创作新的作品。
令人称奇的，是她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地方创立自己的事业。她先是在维也纳，后在1960年搬去了巴黎，接着又在1968年移居纽约——当时她已经快50岁了！——1978年在柏林待了一年，后来又在纽约待了一年，最后在1980年回到了维也纳。她总是能迎难而上、自力更生，虽然身无分文，但却从不怨天尤人。

她完全知道如何表现自己，只要看看她在摄影师面前的样子就明白了。如果在她那个年代，你也是一个强势的女性，那你很快也会被认为是难搞的。男人总是可以更强势、更大声，或者第一个说话，但如果一位女性这么做，就会被视作是负面的行为，至今仍然如此。所以玛利亚也得要使人放下顾虑，在自拍年代之前，她就很会营造自我形象了。看她的眼镜就知道了。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也比不上她。

 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2002 ©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摄影：© Bettina Flitner

彼得·佩克什

Peter Pakesch

大多数艺术家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就会开始重复自己，但她却没有。她一生都抱有一股强大的内在自由，想做就做，就像毕加索一样。她甚至曾叫自己“女版毕加索”。但当然，她也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和男性艺术家同样的关注。她非常固执和矛盾，但这也是她在艺术上难得的品质——一种鲜有的执拗加上巨大的天赋。
她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其中的敏感与多元。她可以一边保持同样的主题，一边变化各种不同的视角，在作品中生成某种新的东西。这种态度并不属于晚期现代主义，而更加是当代艺术的风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理解她处理具象与抽象、体内与体外的方式，以及她为颜色所赋予的含义。很高兴看到她的展览能在泰特利物浦美术馆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展览同时举行。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时代。虽然他们的年纪只相差十岁——培根生于1909年，而玛利亚生于1919年——但她看上去却是那么新鲜！她的作品更像基彭伯格（Kippenberger）而不是培根，虽然培根对她来说很重要。
她绝对是使用颜色的大师，知道如何把颜色放在一起并创造出空间。这也是最好的印象主义画作所拥有的品质。她从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抽象作品，也被很多人拿来和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八十年代的作品相比。但她的作品更早。我猜，她给每个颜色赋予含义的做法可以关联到某种联觉的经验。显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krjabin）可以听到颜色并看到声音。我猜玛利亚对颜色与语言的感觉也是类似的。她的文字非常有力，作品的题目对她来说也非常重要，她的日记读起来就像是哲学文章。实际上，她和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胜利》（Viktory [Victory]），1992，油彩 画布，200 x 145 厘米 ©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

加布里埃尔·威默

Gabriele Wimmer

90年代的时候，美术馆基本是由男性主导的。而且许多美术馆馆长都不会接触玛利亚的作品——因为他们害怕她。她不仅是一名因为性别而被看低的女性，还是一个难搞的人物。她好像有点人格分裂：有时特别地温柔，并会写最美的信，而第二天又变得完全不一样。我也一直没有弄明白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她曾被某些情人粗暴地对待。还有就是她的家庭问题：1920年代在奥地利长大是很困难的，而有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总会在后来以这种方式显露出来。
住在纽约对她的销售没有什么影响。她通过给别人画像挣钱，但是没有人想买她真正的画作。当然，这也是因为她是个女性。1988年，我们在尤利西斯画廊第一次举办了她的展览——而她加入画廊只是因为我的商业伙伴约翰·塞勒（John Sailer）正准备去纽约开新的画廊，而那里是她希望收获成功的地方。但市场对她并不友好，很少有美术馆馆长对她感兴趣。我们必须非常努力。这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美术馆常常会不请自来。即便如此，还是有几个不错的国际美术馆要约。我也得承认，玛利亚也推掉了不少要约。我觉得她可能有点害羞甚至有点害怕一种国际化的职业。她有点想要逃避——如果你让她做一个展览，那么得等五年才能实现。

「玛丽亚·拉斯尼格：自我与龙」（Maria Lassnig. Self with Dragon）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2025，摄影：South Ho

Liz Larner

玛利亚太厉害了！2006年，我们曾经一起在奥地利的格拉茨美术馆做过一场题为「二或三或其他」（Zwei oder Drei oder Etwas）的展览。展览由彼得·佩克什策划，其中发生了那么一件事，可以完美地说明我当时的经历：我一般会在每个展览之后，写下一份感谢名单，因为确实有许多人在过程中帮助了我。我把我的名单给了彼得，然后他就去问玛利亚要她的致谢名单，但她却一直没有提交。所以我就问她，“玛利亚，你就没有想要感谢的人么？”她回答道，“没有。”我很爱她这一点！给人当头一击：砰！太棒了。她的一切都是自己完成的。我相信肯定有人帮过她，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她自己做的。
几年前我们一起在格拉茨办展览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她在奥地利有多著名。我很开心她能在经过那么久的时间之后，终于在那里闯出名气。她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我觉得这是她所希望的，也是她努力维持的严苛形象。她作品的表现力非常强，她本人和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也有点像。她们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需求，也都最终受到了她们自己的国家与城市的尊敬。可能在那个年代，像她们这样的特别女性，都必须过得像是一个艺术修女。她们让我想到了雅典娜女神，非常强势又全副武装，非常特别且独立。这太厉害了！玛利亚好像有一个盾牌，并因此得以专注在自己工作之上，不受她所反对的文化的影响。我认为她不会称自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但她在生活中肯定是一名女性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她的世界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运转。
玛利亚·拉斯尼格，《女性力量》（Woman Power），1979，油彩 画布，182 x 126 厘米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维也纳阿尔伯蒂娜博物馆收藏

Martha Edelheit

我们都是一个叫做“女性艺术家电影人”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我们和其他艺术家——包括卡罗丽·施内曼（Carolee Schneemann）——在纽约创立的。我们都是画家或者雕塑家，或者两者都是，我们希望用电影延伸我们作为视觉艺术家的工作。玛利亚正是这样，非常具有创造性。她没有钱，所以她拍电影时，使用的是路上捡到的砖头、垃圾桶里面的破牛奶杯和一部在当铺花10美元淘回来的老式手持16毫米Bolex摄影机。她会逐帧调整，做出来的影片也很棒！里面的动画和任何人的都不一样。她的自拍影片非常动人，把自己的画像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她的母亲以及其他不同的人物形象融为一体，但她却总是能保持自我。这是一组非常强大的图像。我认为这个自拍影片反映了她个人的真实面貌。从很多角度来说，电影和她的绘画是很类似的。这部电影是1971年做的，但她后期90年代和2000年的作品也与它十分相关。不管她是画拿枪的自画像还是就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你，她总是会留下很多开放的空间。很可惜的是，在70年代她没有怎么在纽约展出过自己的画作。
当你谈论50或60年前的事情的时候，会很难感受到当时的情况。我们没有把自己视作女性艺术家；我们认为自己就是艺术家。女性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真正兴起，它衍生于左翼政治，带有很强的激进性。我们都出生于二战前后，我出生于1931年而玛利亚则出生于1919年。玛利亚和我成长在同一个世界，只是她生活在一个被纳粹占领了的国家，而我则生活在当时作为民主堡垒的美国。我还记得去维也纳探望她的情形：我们在城里四处行走，经过一个广场，她告诉我，“你看到上面那个阳台了么？那是希特勒站着跟我们讲话的地方。”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所以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苦涩的战争记忆。我们不经常讨论这些，但它们一直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而且我认为玛利亚的一些图像确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们更关注自己对战争的感受，而不一定是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女性主义者或关心政治的人的感受。确实有一些女性在她们的作品中公开地讨论政治，但我认为玛利亚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小组中的另一名成员卡罗丽·施内曼可能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最后，更重要的还是创作艺术。如果这会成为女性主义，那么没问题。但那并不是定义作品的东西。
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女性卵细胞的有丝分裂》（Mitose der weiblichen Eizelle [Mitosis of the Female Egg Cell]），1994，油彩 画布，200.4 x 140.1 厘米 ©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摄影：Jorit Aust

汉斯·维尔纳·波绍科

Hans Werner Poschauko

玛利亚·拉斯尼格的学生以及生前的助手
她当上教授的时候已经60岁了，那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可以靠艺术维生。此前，她总得去做些别的活路：在纽约的时候，她会给动画片做肖像和背景；在巴黎的时候，她会给奥地利的报纸写稿。冬天很冷，她甚至从来没住过一个暖和的地方。你能想象长期如此生活么？在今天来看，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她真的算是我这一代艺术家中的楷模。她跟我们学生讲，“作为艺术家，你必须做好完全不赚钱的准备。”

她会花大量时间独处，这对她的艺术来说也很重要。她常常会屏蔽掉外界世界，特别是在晚年当越来越多的美术馆馆长、画廊主和藏家想要找她的时候。她不愿面对他们，而只想待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画画。我有时会接到某个美术馆馆长打来邀请她举办展览的电话，而她则会从工作室里面大喊：“挂掉！都取消掉！”她对此很严格。她总是直抒胸臆，不带任何修饰。她特别直接，也因此冒犯了很多人。有时，她甚至会把人从工作室里赶出去。这其实是对她高度敏感的个性的自我保护。任何拒绝——即使是来自生活中的伙伴——都会让她产生比常人更强烈的感受。
玛利亚有两个感知世界的概念：其一是睁开眼睛，关注现实；其二是闭上眼睛，进行内省，让身体意识移动到画布之上。她有一幅画叫《两种存在方式》（Zwei Arten zu sein）：画中的她一边睁着眼睛，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作画；另一边则闭着眼睛，以更抽象的形状呈现，将情感可视化。她确实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复杂的人。
玛利亚·拉斯尼格，《两种存在的方式（双重自画像）》（Two Ways of Being [Double Self-Portrait]），2000，油彩 画布，100.3 x 124.7 厘米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
「玛丽亚·拉斯尼格：火星来客」（Maria Lassnig. Happy Martian）展览现场，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3，摄影：Sun Shi
凯瑟琳·大卫Catherine David曾任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1997年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人
我曾因第十届文献展和她有过合作，虽然她提到了自己被忽视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她并不是在抱怨。她只是非常实事求是。她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她也从中找到了积极的意义，并带有一种幽默感。如果你看过她做的几个录像的话，就会明白：她非常幽默，但同时又非常深刻。

九十年代后半期，她在创作素描，我认为这些作品很有趣，所以想要在文献展中予以关注。它们展现了不同现实之间的东西。我认为她在处理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并能为其找到一种呈现的方式——包括那些不属于具象领域的元素、事件与情境。这种绘画方式也是来自一种对表演、身体动作以及感受的关注。

玛丽亚·拉斯尼格（Maria Lassnig）在马克辛街工作室，维也纳，1983 ©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摄影：Kurt-Michael Westermann

彼得·埃利

Peter Eleey

UCCA策展顾问

曾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首席策展人

作为一名艺术家，玛利亚将我们在各处迁移的感觉与他人看待我们的感觉结合了起来。我们在201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举办的一场展览上买下了一幅非常棒的画，题目叫做《科学》（Sciencia）。其中，玛利亚的形象就像是某种实验的对象，我觉得这也是作品的题目所影射的东西。她的身体发射出很多线条，她将其形容为自己发散出的能量线。利用工作室里的作品去深挖自己，再找到一种手段将之分享给世界——这就是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也是玛利亚整个实践方式的关键所在。她的早期自画像就是如此，有一种内外或者人与动物的二分。在一些自画像中，她也会和其他生物待在一起。这是一种与人类意识有所不同的”生灵“生命。我们在她所有的作品中都能发现这些元素。这其实并不是一种不同的身份感，而是玛利亚在以不同的方式挖掘自己。因为生命中的不同时刻有着不同的感受，这些对自我的呈现也会随之变化。
玛利亚是冷酷无情、无所畏惧的。我记得我给她看展览作品清单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觉得我选择的作品不够强——这真令人困惑。当你在展览里展出了艺术家的一张脑子从头里掉出来的自画像时，她竟然会这么跟你说！另外还有一件作品是关于她从未有过的孩子。她真的为作为关注的我们承受了一切。我试图把欢乐与痛苦都包括在内。但我认为她的上述行为也体现了她对自己的要求有多么严苛。生活本就残酷，但她却勇敢并慷慨地将这种经验分享给了我们。

玛利亚·拉斯尼格，《科学》（Sciencia），1998，油彩 画布， 200 x 149.9 厘米 ©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玛丽亚·拉斯尼格」展览现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PS1，2014，摄影：Matthew Septimus

Elfie Semotan

我认为她不是一个虚荣的人，因为她在画自己的时候总是极度地诚实。但我错了，在摄影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她的画是对其个性、思想、周遭世界以及她的社会角色的翻译。但为德国《时代》杂志拍摄自拍照则完全是不同的事情。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看上去非常专注且认真。虽然她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但却显得非常专注与自得。她花了两年才喜欢上那张照片！

在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她在我们曾经相遇的格拉茨举办了一场展览。她看上去很虚弱，坐在一张轮椅上。我以为她大概不会记得我。所以我走上前跟她说，“玛利亚，你可以在这本画册上给我签个名么？你还记得我么？”接着她笑着说，“当然啦！”所以她签了名并写到，“给竞争者。”你能想象么？她在那个年纪还是那么幽默！她真的把摄影当作自己的对手。我直到那天才意识到这一点。

《玛丽亚·拉斯尼格传记》，豪瑟沃斯艺术出版、玛丽亚·拉斯尼格基金会与Petzel共同发行，2022年10月出版

玛丽亚·拉斯尼格的传记记录了她作为艺术家不断突破界限的旅程：从她在奥地利的起点，到20世纪40年代接触国际艺术，再到前往纽约，与路易丝·布尔乔亚一道投身于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此后她回到奥地利，成为德语区首位女性绘画教授。拉斯尼格曾于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举办众多轰动性的个展。本书译自Brandstätter出版社由娜塔莉·莱特纳（Natalie Lettner）撰写的德文原著，内容广博，包含两百余幅图像，其中70幅为英文版独家收录。

文章来源：豪瑟沃斯HauserW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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