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向晚,天府艺术公园湖畔的风裹着成都冬日特有的、清冽又温润的水汽。散步的老人、下班的青年、嬉闹的孩童,他们的步履与谈笑,构成公园背景里一片熟悉的、低分贝的市声。
一些“闯入者”悄然改变着这里的节奏:巨大而优雅的钢铁弧线,以不容置疑的几何意志,切割着三环路入口的天空;湖畔,一座由镜面不锈钢与镂空芙蓉花纹构筑的“门”,正安静地折射着天光云影与人来人往;更远处,一双发光的“茧”隔水相望,仿佛数字时代两颗静静内省又渴望连接的心。
2025年末,“烟火指数·成都双年展”以户外展先行的独特姿态,将九件大型艺术装置“空降”于这片融合了美术馆、图书馆与商业水街的公园。总策展人吴洪亮将此举定义为一场“走出白盒子的实验”。它试图捕获城市最幽深的灵魂:一种流动的烟火气。它关乎话语的流动,时间的叠印,更关乎在数据洪流时代,一座城市及其生活者如何寻得那份珍贵的“价值自洽”。
“烟火指数”作为成都独有的城市特色指标,原本是一套评估街区人气、活力、文明与幸福感的综合指标体系。而双年展的策展团队完成了一次巧妙的语义转换。“烟火”从可量化的“指数”,升华为可浸润的“情境”。这背后是对成都城市性格的敏锐捕捉。吴洪亮谈及“烟火”时,强调了其“并列名词产生意向”的中国诗学特质。
在成都,“烟”“火”确实是并列的,这种并列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一种绵软的、互渗的共生。它可以是东郊记忆斑驳标语与潮流店铺的并存,可以是老茶馆竹椅与数字文创园的共处……就像老茶客们谈论的物价、旧事、儿女,与年轻创客口中的“流量”、“赛道”交织在一起,形成奇异的复调。它回应着老派的温情与现代的焦虑,将所有人轻轻浸润在一种共同的、温热的地方性时空里。
此次户外展将九组作品嵌入天府艺术公园,正是要建构这样一种“共情场域”,一种自然景观、城市记忆与公众日常的有机串联。
JUJUWANG的《眺望者的花屿》以三扇门的并置,完成了对成都时空观的雕塑化表达。门在中国文化中从来不只是通道,更是阈限,连接着已知与未知、内与外、此时与彼时。艺术家巧妙地将这种哲学思考转化为可进入的物理空间:人们穿梭于门之间,身体便在不同时空维度移动。
这种时空体验在当代城市中正变得稀缺。全球化与城市化催生了大量“千城一面”的城市,特色被消解,文化被同化,异乡人难以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而成都的松弛感,恰恰源于其对差异的接纳。那些始终“打开”的门,不仅是城市包容性的隐喻,更暗示着一种城市精神:永远为可能性保留入口。
不远处,隋建国的《合古塔》进行着更为深刻的材料与记忆考古。以传统塔的形制介入现代公园,这种错位本身便是一种批判性思考。我们如何在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安放那些关于“高度”的精神追求?塔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是登高望远的载体,而在平坦的公园里,它邀请的或许是一种内向的攀升,即在信息的平面化洪流中,重建思想的垂直维度。
这正是吴洪亮所言“简单烟火之后的那份重力”。这种重力抵抗的,正是传统被异化、被抽空的社会现实。
黄蔚欣《月茧》
黄蔚欣的《月茧》以双球体遥相呼应,将中国人的月亮情结悬置于现代公园的水面之上。月亮在杜甫的诗中是“清辉玉臂寒”的相思,在今天则成为稀缺的诗意想象。两个球体既是个体与群体的镜像,也是传统意象与当代材料的对话。它回应着成都烟火气的智慧。不强行消解孤独,而是为孤独与连接提供共存的空间。
贝纳·维内《无序的弧》
具有颠覆性的是贝纳·维内的《无序的弧》。艺术家用简单的几何形态,挑战着我们对秩序的本能渴望。在优化一切、预测一切的时代,“无序”成为一种抵御姿态。弧线拒绝成为完美圆形的一部分,这种微小的脱轨,正是创造力的源泉。
陈粉丸的《太阳鸟》则选择了一个更具在地性的图腾。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是成都最古老的视觉基因,而艺术家赋予它当代的轻盈与色彩。最有趣的是她对“天真”的强调,在这个科学解释一切的时代,重新唤回那种“太阳是被鸟背着飞行”的原始想象,在数据与算法的围城中,为神秘与诗意保留了一块飞地。
邓乐《一路风景》
邓乐的《一路风景》以金属重构自然意象,完成了一场材质与感知的悖论游戏。坚硬的金属柱体不断折射着流动的风景,每个观者都在其中看到不同的城市倒影;郑路的《淋漓》则捕捉了水最诗意的瞬间,不是奔流的江河,而是将滴未滴的刹那,看似随波逐流,实则自有方向,这种对“临界状态”的迷恋本身是对“固化”概念的挑战。在成都这样一个以“流动”著称的城市,两件作品都成为城市性格的隐形注解。
杨千《彩虹·成都》
杨千的《彩虹·成都》看似是最直白的城市颂歌,但渐变色彩下的深层结构,是对“多元共生”的视觉论证。彩虹的物理学本质是光的折射与分离,而在社会学的隐喻中,它代表着不同光谱如何和谐共处。在日益分化的世界中,这种“共处的能力”或许比任何单一色彩都更为珍贵。
马良与艺奇客团队《招财猫》
马良与艺奇客团队的《招财猫》将民俗符号进行当代转译,完成了这场烟火盛宴中最具对话性的一笔。招财猫本是商业文化的产物,但经过艺术家的重构,它既保留了民间艺术的诙谐,又获得了某种纪念碑性。这种处理方式暗示着成都独特的文化消化能力:它从不简单拒绝商业或流行,而是以自身的从容节奏,将其转化为更有厚度的表达。
艺术如何既扎根烟火气、不脱离大众,又不沦为商业的附庸?成都的回答或许就在这种以松弛的姿态与商业共存,却始终坚守艺术的审美与精神价值的能力中。
当暮色彻底吞没最后一缕天光,《招财猫》装置的周身亮起温润的光。孩子们最先发现了它,他们挣脱大人的手,尖叫着向那只发光的猫奔去。绕着基座追逐,小手试图触摸猫身上那些反射着微光的纹路。年轻的父母举着手机,镜头在孩童的笑脸与发光的艺术装置之间移动,记录下这寻常夜晚的不寻常邂逅。
公园里的装置开始发光,钢铁弧线在夜色中勾勒出优雅的轮廓,镜面门反射着路灯与星光,那双发光的“茧”在水面上投下温柔的倒影。散步的人群并未散去,他们以更缓慢的节奏穿行在这些作品之间,仿佛参与一场无声的对话。
“烟火”从来不只是饮食的氤氲,更是城市生命力的可见形态,是一种松弛而饱满的生活本体论。当艺术以“烟火指数”为名走入公园、街巷与公共空间,也是在构建另一种测量城市温度、丈量生活质量的尺度。
成都双年展户外展让艺术回归它最初生长的土壤,也回归到成都这座城市本身。“少必入川”的人才流向背后,是一种让人既能放开生活、又能收住自我的城市气质。这里能容纳老茶馆的慢,也能孕育《哪吒》的先锋。这种多元共生,恰是对“成功学焦虑”与“审美单一化”的回应。它证明,真正的城市活力源于对差异的尊重,而非对统一标准的盲从。
历史并未退场,它换了一种更日常、更狡黠的方式,潜入沸腾的火锅里,潜入街头艺人一把吉他的节奏里。
现代性的洪流在此地,似乎也被染上了麻辣鲜香的滋味,变得可以亲近,可以调侃,可以漫步街头慢慢观想。
而一切,都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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