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恐惧)》,1991年
展览现场图,《费利克斯·冈萨雷斯一托雷斯》,豪瑟沃斯画廊,英国伦敦,2016年5月27日-7月30日,由朱莉·奧尔特(Juie Aut)和罗尼·霍恩(RoniHom)策展。
展览共三部分,其余两处展览地点为:纽约安德里亚·罗森画廊,2016年5月3日-6月18日;米兰米兰马西莫·德·卡洛画廊,2016年5月20日-7月20日。
摄影/Alex Delfanne,图片由豪瑟沃斯画廊提供
一张纸、一颗糖果、一串灯光——当这些日常之物被赋予艺术的名义,它们究竟承载着什么?是物质的消耗与补充,还是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是个体的选择与行动,还是集体的参与与见证?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1957-1996)用其璀璨的创作生涯,为这些追问给出了独特的回答。
作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这位古巴裔美国艺术家以简洁的形式语言、精准动人的观念,以及日常物件的灵活运用著称。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在特定性与流动性、严谨性与开放性、诗学表达与哲学沉思之间构筑起多重共振回响。如今,当他的作品首次来到香港,在卓纳画廊呈现个展《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时,这些看似简单的物件,在这座快速变动的亚洲都会中,激荡起关于存在、失去、希望与归属的深刻共鸣。
步入展厅,观众们首先与《“无题”(恐惧)》(1991)相遇。这面泛着蓝色微光的镜子既邀请观者进行自我审视,又以其天青色的色调映照并改变着周遭空间。通过镜像唤起的双重性、场所与流离失所、存在与幻影等意象,这件作品确立了艺术家创作的核心特征——开放性、生成性的创作观。
镜子嵌入墙体,观众在瞬间被卷入作品,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你的倒影与空间的反射交织,进入此刻的对话。在冈萨雷斯-托雷斯的实践中,艺术家不断挑战机构对于“观看者”与“艺术对象”的定义,赋予观众责任——观众是参与者,存在与投入对作品的完成至关重要。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情侣)》,1993年(作品细节)
展览现场图,《伴侣:吉尔伯特&乔治(Gilbert& George)与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MMK现代艺术博物馆,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0年9月29日-2001年3月4日,由马里奥·克莱默(Mario Kramer)策展。
图片由MMK现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展览的核心作品,是双重纸堆《“无题”》(1989/1990),展览标题正源于此。纸堆上沉静而又宣言式的句子——相邻纸堆的一侧印着“别处胜此处。”(Somewhere better than this place.),另一侧则是“无处胜此处。”(Nowhere better than this place.)。
观众可以自由取走纸张,将作品带入自己的生活——而每一次取走,都意味着作品的消减与重塑。这件作品将出现于中环街市阶梯廊道,这是一座落成于1930年代末的包豪斯建筑。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双重纸堆的存在成为一处探讨空间之边界的现场:公共空间为谁而设、如何被使用、在其中又会创造或邂逅怎样的含义。
作品被放置在日常环境之中,没有明确的艺术标识,可能会引发路人们截然不同的反应——而这体现了冈萨雷斯-托雷斯意图质疑作品本身“艺术属性”的开放态度。通过构建起可同时存在于多个地点的独特作品展陈机制,冈萨雷斯-托雷斯挑战着作品的持久性——尽管不同语境会引发作品面貌或感知的差异。
1990年该纸堆作品首次展出时,艺术家曾写道:“我觉得这件特定的装置关乎脆弱性,关乎一无所有的失落,关乎每次被观众取走纸张时语境经历革新而重获新生的可能。它既是对时间流逝、对抹除与消失之可能性的评述,也阐释着空间、在场性以及偶然之美所蕴含的诗意。”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情侣)》,1993年
© 费利克斯·网萨雷斯-托雷斯艺术遗产
由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基金会提供
图片由纽约安德里亚·罗森画廊及卓纳画廊提供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1989/1990年
展览现场图,《无处胜此处》,哈默博物馆,加州洛杉矶,2019年11月23日-2020年2月9日由康妮·巴特勒(Connie Butler)和凡妮莎·阿里兹门迪(Vanessa Arizmendi)策展。
图片由哈默博物馆提供
在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厅,将呈现《“无题”(欢迎英雄归来)》(1991),该作品也将同时在公共空间展出。与冈萨雷斯-托雷斯所有糖果作品一样,观众可自行取食糖果,在此过程中体验“参与”所承载的责任重量,并探索着消弭与重生、丰盈与失落的概念。
虽曾为此作选择了“Bazooka巴祖卡”泡泡糖,但糖果作品的本质允许每次布展时对糖品做出更换。本次展出的糖果以红、白、蓝三色玻璃纸包裹,在互联的全球化语境中开启多重开放的文化解读。糖果作品也将在香港大坑区的街角同期展出。
另一个展厅将呈现冈萨雷斯-托雷斯独特的灯串雕塑作品之一——《“无题”(情侣)》(1993)。与其糖果堆与纸堆作品一脉相承,冈萨雷斯-托雷斯对灯串的运用体现了他对日常材料诗意潜能的浓厚兴趣。这些灯串作品的特质决定了灯泡要在熄灭后及时更换——或许在这串,或许在那串——暗喻着失去及恒久更新的象征。作品的存在,之于香港这座不断重建与流变的城市而言,更激荡起深刻的共鸣。
艺术家的一系列摄影及拼图作品进一步拓展了上述的沉思。其中,作品《“无题”》(1994)由四张经装裱的黑白照片构成,画面展现了一连串的云朵及飞鸟翱翔于其间的景象。飞鸟和云朵,一直反复出现在艺术家的创作中,他曾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过相关的意象。这些视觉意象暗喻着迁徙、归属感以及超越固定边界的主题。借由飞鸟,冈萨雷斯-托雷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举重若轻的自由与可能性象征。
另一些沙地足迹的摄影作品,也同样是艺术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以引人入胜却又含蓄的表达,成为存在与缺席、瞬息与永恒之间动人印迹的象征。展览还将囊括一组融合多幅摄影图像的拼图作品,其中以人群为题材的创作,呼应着城市的体感密度,并延展到关乎个体性、集体性与可见性等更广阔议题的叩问。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无题”(欢迎英雄归来)》,1991年
展览现场图,《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大坑书馆街10号,香港。
2025年11月19日-2026年2月14日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将艺术作品从画廊白盒子带入公共空间,是这次展览最为重要的实践。展览中的糖果堆和纸堆作品,同期在香港多个重要的公共地标展出——它们被安置在通行的路径旁、街角的阴影里、日常生活最容易被忽略的缝隙中。中环街市的楼梯每天承载着成百上千次上行与下行,大坑的街角则保留着更缓慢的节奏。在这样的环境里,艺术不再要求被“看见”,而只是安静地等待发生。
有人停下来阅读纸上的句子,有人只是随手带走一张,有人犹豫片刻后什么也没做。它们不制造戏剧性的时刻,也不承诺即时的感动,而是在一次次不起眼的动作中,逐渐改变自身的形态。
当夜色降临,城市的灯光接管了空间,这些作品仍然留在原处,与周围的霓虹、街灯和人群共同构成一幅不断更新的画面。它让人意识到:是否参与、如何参与,本身就是一种立场。意义并不悬置在别处,而是在每一次停留、每一次带走、每一次选择之中,被悄然生成。
关于这次展览的更多思考,卓纳画廊香港空间总监Cristina Vere Nicoll在接受芭莎艺术专访时,为我们深入解读了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如何在香港的特定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以及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实践如何重新定义观众的角色与责任——
费利克斯·冈萨雷斯一托雷斯,1989/1990年
展览现场图,《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
中环街市,香港。2025年11月19日-2026年2月14日
图片由卓纳画廊提供
《芭莎艺术》:这次展览将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作品延伸到香港多个公共空间,为什么香港是呈现冈萨雷斯-托雷斯作品的理想地点?
Cristina Vere Nicoll:冈萨雷斯-托雷斯的糖果作品本身具有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地点的特性。因此在展览策划之初,我们就希望把作品带出画廊空间,延伸至香港的城市环境。对艺术家来说,公共与私人空间、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以及公众的参与权与行动力,都是他创作的核心议题。我们希望观众能在更广阔、多样的情境中与作品相遇,让作品在不同场域中激发新的意义——无论是在中环街市这种人流密集的商业区动线中,还是在节奏更缓、生活气息浓厚的大坑社区。当作品被置于看似“不像艺术”的环境中,并且没有明确标签或指示时,路人的反应往往会更为多样与不可预测。我们期待看到观众在画廊与公共场域的不同反应,也期待中环街市与大坑两个地点所引发的差异性。香港是一座持续处于变动中的城市,传统与历史常常与不断更新的现在和开放的未来共存。艺术家的作品能够精准回应这种“变化”的状态,并在香港这座全球都会不断演变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
《芭莎艺术》:展览标题取自1989/1990年的纸堆作品《别处胜此处/无处胜此处》,你们期待或欢迎观众如何解读它?
Cristina Vere Nicoll:我觉得这两句话呈现出一种对二元性的思考:希望、耐力,以及在现实世界中持续寻找意义的日常行为,同时也指向了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这两句并置的句子(以及双层纸堆的形式)呼应了冈萨雷斯-托雷斯创作中反复出现的“成对”母题,涉及爱与失去、在场与缺席等普遍经验。但这些作品——包括这两句语句——又保留着对场域、语境与观众介入的极大开放性。标题的多义性正反映了艺术家作品中对“同时容纳多种意义”的坚持。这种能力在当今充满冲突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也让它成为进入展览的一道完美门槛。
《芭莎艺术》:一些作品被安置在极其日常的环境中,你们是否认为公众的反应——惊讶、困惑、温柔——本身也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
Cristina Vere Nicoll:我们被中环街市的高人流吸引,这里每日接待来自不同背景的大量访客。楼梯间是主要动线,并且仍保留着原有的“Up”“Down”标识——这种对立的方向性与纸堆作品中的双重语句形成呼应。大坑的糖果作品则放置在街角的开放式小店面中,属于社区节奏更慢、更具邻里感的区域。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邀请观众思考公共性、思考作为“公众的一员”所承担的责任,而不仅仅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们期待看到公众在不同公共空间与作品相遇时出现的各种不同反应。香港是一座持续变动的城市,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的现代都市并存。艺术家的作品恰好能回应这种关于变化的讨论,并在这个快速演变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意义。在展览的前几天,我们已观察到多种不同反应。有些人匆匆经过而未注意,有些人——特别是在节奏较缓的大坑——会停下来观察,甚至拿走一颗糖果。
《芭莎艺术》:许多作品以“可变性”为特征——会消耗又补充的糖果堆、可被带走的纸堆、需要更换灯泡的灯串。这种持续的消耗与更新,在当下具有怎样的意义?
Cristina Vere Nicoll:冈萨雷斯-托雷斯擅长复杂性,如前所述,他的作品挑战我们同时容纳多种思想。他希望打破等级结构,也希望突破线性思维。作品的可补充性、材料的日常性与非贵重性,是他使作品无法被“摧毁”或“消解”的策略之一。观众可取走纸张或糖果的行为常与“馈赠”或“慷慨”联系在一起,但从当下来看,它同样可以被视为对资本主义消费的评论。这正体现了他的作品为何始终保持高度相关性,无论时间或语境如何变化。他的作品邀请观众进入,并让人感到亲近,但其中也包含一种“颠覆性”——它要求你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改变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 芭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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