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大概更熟悉王绍强作为广东美术馆馆长、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身份，最近在墨斋画廊开幕的“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个展，通过系统梳理艺术家近年推进的“书写创作计划”，则揭开了艺术家持续耕耘，默默生长在他工作室案头的一批新的以书写实践为路径的创作。这批创作跨越书写与图像、思维与笔墨、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技术与身体之间等等多元维度，开辟了王绍强在策展、美术馆管理、设计与绘画之外，基于其广阔文化艺术视野之上形成的又一艺术实践脉络，也展示出如本次展览策展人余国梁在文章中提到的，作为一种“融汇了多语种书写、语言观念艺术与跨文化诠释学的全球视野的书写艺术方法”[1]与其中所包含的前瞻性与启发性。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语言观念书写”的当代价值
人们也许很容易率先被这批书写的形式感吸引，大量话语字符如数字矩阵般排布，虚实相生，恣意纵横，字符自由的重叠。王绍强书写的出发点不仅在于重构传统，或是凸显书写的动作过程、时间性与身体性。与其说他在意的是当代书写长期探究的“如何写”，不如说是“写什么”和“为何写”，并以此探究书写联同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性，以及转化为根植于当下创作观念性的巨大潜力。
展览开篇展示的《孜孜千字》，这件完成于2023年，王绍强“书写创作计划”早期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文本来自由一千个不重复汉字组成的《千字文》，而艺术家选择将原文与通过人工智能翻译而成的英译文本，交织并置于同一画幅中，展示出一种跨越了语言，也同时意味着跨越了某种思考与理解现实的框架——即跨越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于不同框架之间的巨大张力与思辨空间。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在第一单元中，如果说《孜孜千字》是艺术家“诠释性实践转向的重要标记”[2]那么“太极图说”则显示出艺术家对“书写”的进一步在形式与语义上的双重拓展。书写不仅停留于文本，也包含了广义上被定义为图像的方式。实质上，考究中国传统书写对象，从异体书写、象形书写、铭文图案，小到器物纹样摹写，高古至河图洛书，体现绘画中线条的书写性，中国传统中似乎从未以二元论的姿态，将图像与书写一分为二。
▲ 《孜孜千字》在“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另一方面，这批书写实践中艺术家的文本选择，本身即构成了作品的观念性与背后笃定的创作态度。文本几乎跨越东西经典，从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从老庄、张载、周敦颐到各类中国传统哲学著作，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前苏联学者、海德格尔与德勒兹等等哲学思想，基于此，在艺术家对书写的本质，进行了跨越古今时空与东西文化的思辨。如批评家管郁达评论王绍强的水墨实验时指出其创作方法的一大特征，即“以一种类现象学还原的科学精神清除妨碍我们本真观看之眼的母题、形式、语言和文化上的传统桎梏，将个体重新回归为观察者、实践者和思想者，重新激活观看的对象，在阅读、思考和语言的实验中创造出新的视觉经验。”[3]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图写”式的“太极图说”，灵感源自被后世尊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之作周敦颐著名的《太极图说》。艺术家以今人无可避免的当代视角，为经典注上新解，在此，东方语言语义与思维方式，与恩格斯、黑格尔、马克思、列宁、怀特海等西方宇宙观以文本和书写为载体，对话碰撞出某种新的阐释可能。一如中国总是反复通过重返历史，在经典重释与重构中找到指向未来的作用力，艺术家则试图站在跨越文化的开放边界上，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提供进入不同文明通道的契机，也为寻找拓宽当代书写边界之“理”。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书写与技术
除了让书写成为更广阔的、跨越时代与文化背景的思想实验场域，王绍强也试图在其中注入更加立足当下议题意识的思辨。如果将其创作置于中国当代书写的脉络之中，虽同样凸显书写过程与身体性，艺术家展厅中展示的部分草稿，展现出他将书写不仅看作一种表达方法，更是一种动态的消化、理解、内化知识和创作的过程。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而虽然他的书写实践同样关涉文化符号，但王绍强对通过思想共识超越巴别塔困境，似乎更具有乐观精神，并从中看到创造性的未来。在主流的当代书写路径之外，王绍强试图另辟蹊径，从多语种书写、语言观念艺术与跨文化诠释学出发，为书写引入了一条新的脉络。如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仅作为描述现实的工具，也是思维模式，是划定不同文化的边界。而在我们身处的人工智能时代，也许更成为对人的主体性、技术伦理与探讨何为“创造”的前沿讨论阵地。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成熟的几年以前，艺术家就凭借敏锐的创作嗅觉，开始以书写思考并直面新一轮技术冲击带来的挑战。但与逐渐上升的“AI焦虑”相反，王绍强在创作中使用AI的方式显得更加“工具化”与实验意图，呈现出独特的思考视角。
如展览第三单元，艺术家选取的文本，基本他对于自然观的长期关注与研究。这些文本横跨古今东西，其中包括《易经》“生生之谓易”，老子“上善若水”，庄子“万物与我为一”，张载的“民胞物与”，也包括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万物皆流”，莱布尼茨的“每个单子都是宇宙的活镜子”，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蕾切尔·卡森的生态观点......这些文本的选择与诠释形成了形成了一场跨文化的共鸣。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在这一创作计划中，人工智能成为艺术家的研究工具，帮助他理解、收集、整理来自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思想。在知识信息可瞬时涌入每个人眼前的AI时代，持续的、经由身体完成的人类大脑学习过程与大模型学习过程的差异，也使得书写承载思想的价值愈发值得探究。而通过书写创作，人们几乎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艺术家思考方式与逻辑，他并非如人工智能般的理性罗列，而是带着基于个体生命经验所持有的价值观倾向，而去主动、跳跃、偶然又充满决断与创造性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人们勾连某一理念在世界哲学思想领域的隐蔽链接。或许价值观与判断力，至少在目前大概仍然是彰显人类主体性价值的所在。
格致之“理”与书写之“灵”
展览的最后，通过回顾王绍强的自然山水创作，同时与书写作品并置，勾勒出艺术家在绘画与书写创作中的实践逻辑与艺术观念——他长期专注于东方哲学思想与自然观的深入研究，关注中华传统文脉的当代转换，不断在观念与方法论层面寻找突破。其山水艺术以跨学科研究为方法，尝试将“地图”概念引入山水创作之中；又通过艺术家对水墨、纸本材料的尊重与谙熟，创作出层次丰富画面——画面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重叠，“现实”空间与象征的“理念”世界的网格共存。从而形成独到的视觉逻辑、当代视野及艺术纬度。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正如该单元的主题“非线性流变”，通过介入拓扑学的角度，将这些山水作体现出艺术家将“理”与山水融合，并逐渐深入展开东方与西方对于自然不同观念的对话，山水的传统塑造方法与空间意识，与出自希腊几何学与笛卡尔逻辑学网格系统融合，在展厅户外部分展出的《天工·七合》也再次通过雕塑的形式，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观的碰撞，而创作者恰恰身处在两种观念之间，试图传递他在哲学、科学、自然等不同维度的观察与思考。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能够与“网格”与几何学象征的理性主义与科学观相对的，或许是中国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然而，格物与逻辑学为基础的分类体系的“对弈”，揭示出东西方文明认知体系的不同范式，更揭示出从科学到艺术中国传统所真正面对的现代性挑战，正如批评家管郁达曾评价王绍强的水墨实验，旨在将“形”与“意”的差异化融合作为切入点，从而将中西方艺术不同的发展脉络和观念进行转换和并置，引发人们关于古与今、历史与当下、传统与创新、东方与西方的思考，其意义在于“在对话与交往中重建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共识提供了可供讨论的艺术史的逻辑起点。[4]这也许这正是艺术家试图在创作中试图以“理”去探究和求索的核心。
▲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展览现场
“理”的精神，同样贯穿在他的书写实践中。无论是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诠释，还是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亦或以人工智能作为研究工具与新技术之前展开的潜在对话，均体现出类似的核心意图，如艺术家曾撰文深入阐释其创作方法——“通过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跨越古今中外之‘壁垒’，挣脱创作题材或形式的传统桎梏，重新回归一名观察者和实践者的单纯身份去阅读、思考和实验——尽最大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当代艺术本身从观念到实践的‘思想-实验’多元视角下的艺术研创计划，从而让我们能够找到更多、更生动或更为可行的方式去更好地‘消化’和‘吸收’当代艺术的精髓，充分理解当代艺术视野下、时刻变化着的视态逻辑和美学观念。”[5]
同样是从思想到实验，相比之下书写或许承载了艺术家更多身体性的、自由随机的灵性表达，“理”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与思辨色彩，而书写之“灵”则赋予作品以思想的温度与自由的精神。在面对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技术与人文等多重议题时，创作者对“理”与“灵”的双重追求，共同组成其艺术实践独到的思想性与开放的国际视野。
展览信息：
“厚土流光——王绍强的行察与通变”
展期：2026.3.20 - 2026.5.31
展览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草场地艺术区红一号B1 墨斋画廊
文章来源：中央美院艺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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