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中，这些学习的痕迹逐渐被王玉平内化为一种感知方式。因此在他的画面中，中国画的观看逻辑与西方油画材料的物质性自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游离于写实、表现与抒情之间的视觉状态，并逐渐建立起了极具个人辨识度的、市井表现主义式的城市书写方式。”
在2025年创作的两幅新作《天平路、老吉士》《延庆路口》中，艺术家王玉平以其标志性的写生方式描绘了两处颇具上海城市特色的街景。梧桐树荫下，带着黄绿色调的灰铺陈为城市的底色，秋天里残存的温暖气息包裹着街道上交错往来的零星行人与车辆。《延庆路口》中，路口转角本帮食肆内的忙碌日常；《天平路、老吉士》里，店面橱窗中颇具“老克勒”意味的红丝绒帘幕与黑色柜面。这些散落在不同角落中的生活片段，在王玉平的画面中被一一纳入，共同勾勒出这座海派城市独特多元的生活气息。
作品：王玉平，《延庆路口》，2025
纸本丙烯、油画棒，62.5 × 189 cm
作品：王玉平，《天平路、老吉士》，2025
纸本丙烯、油画棒，62.5 × 189 cm
正于杭州一条艺术中心进行的王玉平个展“回笼觉—2026王玉平”中，展出了包括上述两件作品在内的近二十件重要作品。或许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对王玉平的印象是来自他过往创作中极具辨识度的京城街景。而在2025年底，王玉平则来到了上海街头进行了20余天的创作。从北京到上海，尽管两座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面貌，却在王玉平的笔下被某种接近日常的观看经验所消解，它们更像是在同一片空气中缓慢显现。这种对于城市景观随性而诗意的处理，实际上与艺术家长期写生的实践密切相关，而这种实践本身，又与其日常生活的节奏彼此交叠。
“回笼觉—2026王玉平”展览现场，一条艺术中心，杭州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6月30日
展览标题“回笼觉”所透露出的松弛感，常被视为理解王玉平创作与生活状态的关键词。在作品《大狩猎图（一）》中，王玉平描绘了一位马夫对马失去控制、反被拖倒在地的场景——这看似失控的瞬间，揭示了二者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或许正是艺术家在半梦半醒之间与绘画角力的某种投射，同时也似乎指向一个事实：王玉平作品中那份令人向往的松弛感，并不是单纯的慵懒，而是在经历过漫长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后，所沉淀出的自在与沉稳。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作品：王玉平，《大狩猎图（一）》，2017
布面丙烯、油画棒，200 × 480 cm
一条合伙人、出品人王淑瑾在谈到王玉平时，将他与绘画的关系描述为一种依赖。从最初认为自己能够对绘画有所掌控，并产生质疑，到逐渐发现自己被绘画控制，王玉平将其视作一种瘾，若是不做便会难以缓解，心情也随之低落。或许与外界认知有所不同的是，王玉平早在本科期间便与伴侣申玲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联展，并在生涯早期活跃于当时的艺术核心地带。然而王玉平却一直希望躲避并逃离这些语境。或许对他来说，绘画与其说是一项工作或追求的事业，不如说是一种能够让自己重新退回到安全区域的方式。如此看来，这种近乎本能般的依赖成为了促成他持续写生的动力，王玉平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在上海街头连续写生时，甚至会身穿纸尿裤以避免中断作画的节奏。这看似带有几分荒诞的细节，正是他全然沉浸于绘画的韧性所在。
王玉平于上海街头写生
本次展览中，王玉平最具代表性的34米长的巨幅作品《我在马路边》，几乎占据了其中一个展厅的全部空间。这件历时四年完成的长卷绘画，像是对其多年写生经验的一次系统梳理，同时体现出他创作中“松弛”之外的多元性与表现力。画面一侧以北京景山前街为主体展开，街景绵延铺陈，逐渐过渡到以标志性的北京红墙为背景的区域，映照着细微的光影变化与艺术家的自画像，使城市与个体重合对应在同一画面之上。展览所在的空间位于西溪湿地两栋拥有百年历史的徽式古建之中。木结构的梁柱在空间中形成自然分隔，观者置身其中，随移动不断遭遇被建筑结构裁切出的画面局部。北京街景的松散日常与江南建筑的秩序在此形成微妙的对话关系，塑造了一种不断变化，同时往返于不同时空地域的观看经验。
王玉平，《我在马路边》，2017-2021
丙烯、油画棒，230 × 3400 cm
“回笼觉—2026王玉平”展览现场，一条艺术中心，杭州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6月30日
左右滑动查看完整作品：王玉平，《我在马路边》，2017-2021
丙烯、油画棒，230 × 3400 cm
在《我在马路边》中，街景部分以近乎全景视角的方式将接近180度的空间压缩进同一画面。王玉平很少让城市显得宏大，交头接耳的警卫、随风摇摆的大红灯笼、路边停靠的自行车、路牌上驻留的麻雀，组成了再寻常不过的景致。弯曲的树干和随道路蜿蜒渐远的电车导轨引导视觉由近向远处延伸；画面中央“紫禁城”三字的呈现，将地标的肃穆感转化为手绘地图般的朴素与亲近；这些街道并不呈现出过于严谨的经典透视，也没有刻意设置的戏剧性焦点，似乎只是站在路口晃神的片刻，便有不同景致闯入眼前交错浮现。细看画面某些区域，会发现近似薄纸质感的白色材料被拼贴在画布之上，其上覆以黑白轮廓式的图像，像是临时贴附的记忆碎片，又仿佛刚从眼前退去的残影。大门站岗的哨兵、人行道旁掠过的动物、甚至神似王玉平本人的画者形象，都以这种方式被保留下来，带着一种事物刚刚退去、余温未散的时间质地。
王玉平，《我在马路边》局部，2017-2021
丙烯、油画棒，230 × 3400 cm
“回笼觉—2026王玉平”展览现场，一条艺术中心，杭州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6月30日
当街景、记忆、身体经验与绘画行为交织在同一画面之中，这种复杂性最终指向的，或许是一种关于“我”如何在画中存在的持续追问，而这在画面右侧大片红墙的处理上显得尤为突出。这部分的视角由街景的广角转化为一种与红墙面平行、直观的对视关系。树木、花朵、飞檐的光影如同一种开启“内观”的线索，观者在凑近时，自身的投影也会被不经意地带入这片红色之中。与此同时，艺术家的自画像再次以简单黑白式的描绘出现，这些形象似乎反映出艺术家在独自面对绘画时的精神状态留痕——时而沉吟，时而意气风发。
王玉平，《我在马路边》局部，2017-2021
丙烯、油画棒，230 × 3400 cm
“回笼觉—2026王玉平”展览现场，一条艺术中心，杭州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6月30日
王玉平，《我在马路边》局部，2017-2021
丙烯、油画棒，230 × 3400 cm
“回笼觉—2026王玉平”展览现场，一条艺术中心，杭州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6月30日
正是在这一片几乎铺满画面的红色之中，色彩开始显露出它在王玉平绘画中的突出作用。王淑瑾将王玉平笔下的红墙的状态形容为“燃烧了起来”，这种强度张力实际上来源于与周围灰色、阴影与中间色的精准对比衬托。王玉平色彩与形式语言的形成，与他早年在美院的系统训练密切相关。正如申玲所述，那一代艺术家曾深度学习西方绘画传统，尤其是包括德国表现主义的视觉经验。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中，这些学习的痕迹逐渐被王玉平内化为一种感知方式。因此在他的画面中，中国画的观看逻辑与西方油画材料的物质性自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游离于写实、表现与抒情之间的视觉状态，并逐渐建立起了极具个人辨识度的、市井表现主义式的城市书写方式。
王玉平，《西华门的雪》，2011
丙烯、油画棒，58 × 68 cm
王玉平，《虚岁60-2、缝纫机》，2021
布面丙烯、油画棒，206 × 240 cm
在《暖白色电话机》中，一部老式电话机被近似报纸的材料包裹，其上充斥着“AI”“悟空”“云计算”等当下的话题语汇。与这些新兴事物相对的，是王玉平长期对于“物”的迷恋——老式家具、旧器皿、街边陈设，即那些随手可得携有时间痕迹的日常之物。回到绘画本身，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持续塑造视觉经验的当下，王玉平以朴素的写生方式，将对绘画精神性的追求回归到行为本身，以此获得了稳定而自由的心境与气质。画面后方，黄色沙发椅上隐约浮现出一个人物轮廓，单手夹着香烟，以半透明的姿态若隐若现。旁侧的文字“是我吗”呈现出人物仿佛脱离了当下与历史交织的时间层之外的况味。或许在“回笼觉”的缝隙中，王玉平便已抵达了他一心想要逃离至的自由之境。
王玉平，《暖白色电话机》，2024
布面丙烯、油画棒，240 × 160 cm
“回笼觉—2026王玉平”展览现场，一条艺术中心，杭州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6月30日
文章来源：Art-Ba-Ba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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