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位于报房胡同12号的工作室，是林天苗、王功新夫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从美国回到北京后最初居住和开展艺术活动的地方，也是一段时间里“公寓艺术”活动发生的现场。如今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关键词，依然能通过零散的影像和文字报道拼凑想象出那个年代的轮廓。林天苗回忆，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人一直是向上的感觉，很兴奋，每个人都在做东西。现在的氛围已经不太一样了。”

据林天苗回忆，2000年前后，这对艺术家夫妇搬到了郊区更宽敞的工作室。直到两年前，因为新展筹备，也因为生病期间频繁往返医院的现实需要，她再次回到了这里。二十多年过去，时间在空间中留下了明确的痕迹。屋内的格局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原有的房间被重新打通，空间变得更加通透。拐角墙边一扇颇具古典气质的圆形窗户将视线引向栽种着植物的天井，天气好的时候，光线会从上方落下，缓慢地在地面与墙壁间移动。

林天苗的工作位置通常不固定，她喜欢在几个房间内到处走动，这里停一下儿，那里坐一会儿。准备展览的过程中，她需要不断地做出判断和决定，调动各种资源，与不同团队反复沟通；而进入画册整理阶段后，更多的时间被案头工作所占据，细碎而漫长。

再次回到胡同生活，她感慨周围很多之前的邻居都已经搬走，感受大不如从前。但另一方面，工作空间的收缩反而让她有了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这外头那么喧嚣，进来了又很安静。回到这里，人就能收得住。之前郊区的工作室虽然面积大很多，但在那么大的空间里，气都拢不住。我自己也觉得挺奇怪的，我在这儿能看好多东西，以前很多看不下来、看不懂的大部头，现在在这儿都一点一点看下来、研究下来了。”

我们在工作室客厅一侧的木色长桌边落座。林天苗伸手将桌面上零散摆放的书册、纸张和电子硬盘归拢，干脆利落地辟出一块空地，然后展开了一个装满资料的巨大文件夹。这个文件夹中存放的是林天苗和团队筹备“没什么好玩的！”展览期间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草图，此刻呈现在眼前的已经是反复修改后的第八个版本。“这次展览的规模近乎一次个人回顾展，其中还涉及一些修复工作、展陈设计工作，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文字结构梳理工作。”林天苗和团队与策展人皮力一起，经历了反复讨论和拉扯，在最初罗列的50多个词汇中选择了20个作为关键词，结合博物馆的展览空间，最终将几十组作品分门别类地安放到场地中。

对于展览的筹备，林天苗一向投入极深。2018年，为了准备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办的个展“体·统”，据她回忆，她曾在上海以相对封闭的状态连续工作近两年。七年后，她再次留出大段的时间全身心投入新展的准备。七八个人的团队每天在工作室集中，关于工作进度、展览方案和呈现方式的讨论纷纷落于纸面，再铺展开来贴在靠墙的板子上。“前期的工作，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每天就耗在那儿，但真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对展览都有一套概念和想法，但如果要写在墙上，或是落实在小册子上，写法和读法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尽管现如今数字化手段已经非常成熟，林天苗依然喜欢从草图开始的工作。在这次的展览中，她专门开辟了一处“草图空间”，将过往作品的生成路径以及展览筹备过程中反复犹豫、推翻的痕迹直观地呈现了出来。“比如对于空间的讨论，如果直接做到3D图上，很多想象力的部分就被锁住了，草图会给你无限的可能性，最后再一点点收缩到一个方向，展览的呈现方式在草图里慢慢成型。这个过程很复杂，很磨人，但特别有意思。”

在林天苗看来，艺术家准备一次大型个展，以及之后画册整理的过程，本身已是一种带有滞后性的自我梳理。“比如我发现，我其实是在2007年左右开始逐渐对’文字’这种材料感兴趣的，然后我一点一点梳理总结它在我的创作中运用的演变，包括后来关于‘身体’的创作，生病期间做的《i-情》系列，还有这次展览的衍生品主题，其实都和文字相关。这些是我之前没有特别注意的，至于未来又会走向什么方向，我现在也无法说清楚。”

在这条与“文字”有关的创作线索中，她也长期关注与女性经验相关的语言。围绕“女性词汇”的长期收集与转化，是林天苗近二十年来持续推进的一条创作线索。她从字典、俚语、小说、网络和日常对话中收集描述女性的称谓与表达，并将这些不断生长、变化的语言转化为绣花绷、徽章、地毯和互动装置等不同形式的作品。在她这里，词汇不只是标签，也是一种可以被观看、被触碰、被重新理解的材料。

以下这则来自艺术家的手记，可视作她对这一创作方法的补充说明。

从2007年或者更早，我开始对“女性词汇”的跟踪和收集，当年网络中还没有多少有关“词汇”的可寻。我就从《康熙字典》中寻找，大概不到一百个有关的“女性词汇”。2008年我从流行的俚语里收集，香港社科类书籍里找，台湾、日本和国内的艳俗流行小说中刨，与朋友聊天中获取。近年来在网络加速度的推动下，“女性词汇“的更新频率也在剧增，“词汇”的流行使用和消亡几乎是同频速度。二十年我积累收集了2000-2800多个“女性词汇”。

2009年我开始把 “女性词汇“这种“材料”使用到自己的作品中，《绣花绷》（澳大利亚美术馆收藏），《假如你对我有兴趣》（箭厂空间），《凸起的纹样》（UCCA），《中国大妈》（香港艺博会）。刚结束的PSA个展《贩卖车》-衍生品，也是利用了此类手法。

“女性词汇”不是我艺术家本人发明创造的，我只不过设置某种“装置”作品，利用观众的好奇心，重塑对“女性词汇”的关注，艺术家仅仅是“搬运工”而已。

面对“女性词汇”阅读时带给我们的贬低和刺激，甚至秽亵的不适感。我身为女性，并非自我贬损，放下警戒心，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强大的内核自信，智慧和宽容成为自嘲化解的利器，去体会“词汇”中带给我们的幽默感。

过去一个女性词汇，只代表一个女性一生的职业生涯和处境。而现在女性多样职业、多面责任、多重感性，多样状态，用多个词汇才能较为全面描绘一个女人存在于社会的现状。

描述女性的词汇是动态的，非一层不变，随着时间、地域、描述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其词意的解释也在不断变化。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先有男性词汇创造出来，对应的女性词汇才出现，比如：先有的“凤凰男”，才有的“孔雀女”。

在收集 “女性词汇”的近二十年，我经常被某个词汇在使用文字其精准度的描绘而震惊，创造者塑造出如此贴合某类人物的心态及形象，真是高手在民间。

近年，林天苗开始创作《三联画》系列，她把工作室日常所见的天空、光线与寻常物件描摹进画布，并在画面上覆盖细密的格子。“我之前其实没怎么画过画，后来我画画的过程中，就很自然地想在上面写一行字，这行字和观看者之间会形成一个空间，图像传递的信息是具象的，而文字可以创造出一个更抽象的空间。我特别希望和观众有非常直接的互动，似乎缺少互动作品就不成立了。”时至今日，林天苗仍然觉得绘画是一种难以完全把握的表达方式，“为什么难，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明白。也许等这本画册真正完成的时候，我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很多时候你得退远了，有了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

回看林天苗过去三十余年的创作路径，“身体”始终是一个反复出现、却不断被重新定义的核心线索，但它从未停留在同一种固定的形态之中，而是在不同阶段不断被转移、扩展与重组。

早期创作中，她从“自身身体”的感知出发，无论是以纤维材料构建的装置，还是将缝合、包裹等动作转化为视觉语言，身体既是经验的起点，也是感知被外化的媒介。进入200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8年前后，这一“身体”开始逐渐偏离个体经验，转向更具公共性的维度。她不再仅仅处理“我”的身体，而是将其扩展为“女性身体”的集合，进而不自觉地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性别议题乃至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关联。

2018年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中，她的作品开始呈现出更为明确的“身体外部化”倾向，内脏、器官等原本隐匿于身体内部的结构被转化为可被观看与进入的空间，观众被引入其中，参与到一种近似“体内反应”的感知过程。身体不再是封闭的世界，而成为一个可以被打开、被进入、被共同体验的系统。而在最近的展览中，《小人国》又将视角推进至更微观的层面，那些不断运动的“little things”，更接近于细胞、组织或生命机制本身。

对于林天苗来说，材料的变化与创作方法的转换并非刻意，而更像是随着生命经验不断生成的选择。每一个阶段的创作，乃至每一次展览，首先对应的都是一个“当下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比如我早期做的一些东西，市场很认可，美术馆也很认可，我可以一直做下去，但对我来说，如果问题已经被消化了，创作的语境已经消失了，我就不想再往下走了。”于是，那些看似跳跃的路径，最终仍然回到同一个核心——如何在不同的时间点，用当下最有效的方式，去接近身体、感知与生命本身。

在最初的计划中，这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个展本应更早发生。据林天苗回忆，早在五六年前，她便已答应并开始筹备，但其间经历了两次突如其来的生病与入院，让原本清晰的时间线被反复打断，计划也被迫搁置。

那段时间，她正同时推进几个位于海南的大型项目。体量之大，几乎超出个人所能掌控的边界，“有时候你会觉得，心都飞到月亮上去了。”生病让这一切中断，也让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我也蛮感激这次生病的。生病之后，你的姿态要放得很低。无论是生存，还是对人对事，你都不能再那么急、那么躁。你得有耐心，要让别人对你有信心。”

治疗的过程是痛苦、漫长而单调的。将近十个月的时间，她几乎每天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从前我是一个最怕去医院的人，后来也不怕了。”最长的一次化疗持续了将近十一个小时。“太无聊了，就是那种你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聊。”最初，林天苗只是拿起手边的纸笔，一点一点地“点”。化疗的副作用让她反复陷入疲惫与昏睡，但随着时间推移，她开始慢慢适应，在那些零散的点之间加入自己的想法，图像逐渐成型，《一滴一点》系列便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完成。“我觉得生病的过程帮我回到直觉，从那种特别宏大的状态，一点一点落回来，落到你自己，落到身体的反应。”

第二次生病恢复期间，林天苗又创作了《i-情》系列。“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能力去回应别人的，但内心又特别渴望交流，于是就每天写一些文字，一句话，半句话，有点像自言自语。”文字变成了材料，也是情绪的出口，在封闭的身体经验之中打开了一条通向外部的缝隙。

林天苗并不愿过分放大“生病”的意义。在她看来，这与她过往的人生经验中每一次际遇的变化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另一种促成转变的契机。“生育、父母的离世，还有这一次疾病，看上去老天爷拿走了很多东西，但它真的会把你拉回来，让你去看自己是什么感受。这种感受是没有办法用道理讲的，它就是给了你一个契机。”

生病对身体的消耗远比想象中更为剧烈，但相比身体上的痛苦，林天苗更清晰地记得另一种更大的不安，“你会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是活下来了，那然后呢？你要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

生病带来的工作中断，让林天苗经历了一段近乎空白的时间，焦虑与抑郁的情绪慢慢出现。她开始服用抗焦虑药，之后也逐步减量。在她看来，精神状态的失衡比身体更具破坏性，“如果精神出了问题，其实更可怕，它会毁掉你的判断，也会毁掉你对自己的认识。”

后来，将她重新拉回工作中的，是“事情真的压过来了”。展览的时间节点已经临近，无法再被推迟，“你必须开始做了”。但真正进入筹备与执行阶段之后，身体的负荷与工作的强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抗，“你又恨不得它赶紧结束，因为实在太累了。”

即便如此，她仍然决定继续推进画册的整理工作。这是一项极其繁复、几乎完全依赖个人投入的巨大工程。 “我本来给自己预留了一年的时间，但现在已经快四月了，工作量真的太大了。可能整理一行里面就有成千上万个线索，可能一个月过去也未必能看得到多大进展。”她也清楚，这件事未必必须完成，“其实完全可以不做，没有人逼你。但现在如果不做，我真的会担心以后后悔。再过十年，我已经75岁了，可能体力和精力都不够了，到时候想做也做不了了。我很怕时间就这样划过，这一段的想法如果没有留下来，就真的没有了。”

和从前一样，林天苗依然保持着大量看展的习惯。“我不回避年轻人的东西，但我确实不善于记人的名字。很多展览，我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它行不行。艺术是没有办法撒谎的，无论你有怎样的标签，搞了怎样的噱头，作品本身好才是最重要的。”

谈到当下的创作环境，她提到一种“轻”的感觉。“现在很多艺术家做的东西是很轻盈的，是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我其实挺欣赏的。我们那一代是非常强调物质、强调材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肯定做不了他们做的东西，他们也做不了我做的东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气质和能量。”

回到工作室，这种差异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林天苗的团队非常年轻，几乎都是二十多岁的创作者。“我跟年轻人一起工作特别开心，他们会让我感到兴奋。”她说，“他们的信息来源特别多，也很开放，没有国界，想要得到一个信息，很快就能够被掌握。”在具体工作中，她能感受到这种直接带来的效率。“让我很感动的是，遇到问题，他们往往都能马上指出来。当然，他们也能从我身上感受到那种韧性的东西。”

与此同时，她也明显感受到另一种变化。“现在这个时代太快了。八年前做展览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现在涉及到展览的各种细节和对接，艺术家都要参与和负责，对艺术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她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PSA五楼的展览现场，装展品的箱子铺了整整一层，我们团队有一个专门的人负责汇总信息制作PDF，有改动当天就要出新的版本；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沟通，即使是半夜发出消息，对方都能秒回。我已经算是很快的人了，但我真的觉得跟不上。一切都令人崩溃，我也会焦虑，但也没有办法。”

对于艺术系统中的一些既有机制，林天苗始终保持着距离。她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艺博会，也并不太适应与画廊之间的合作方式。“我知道我给不了他们要求的那些，比如说一个系列，让你做二十张、三十张，我做不到。有些东西你是很想坚持的，你不愿意去妥协。但也正因为这样，会很累。可能这种坚持也挺孤独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但到了这个时候，好像也只能这样。”

采访接近尾声，我们按照惯例问她，如果要给年轻艺术家一些建议，她会说什么。

林天苗想了一下，回答得很简单：“他们都挺好的。”她提到身边看到的很多年轻创作者，“现在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艺术家，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做得特别好。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再去讲什么了。”

文章来源： 芭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