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ba Calfuqueo，《TRAY TRAY KO》（2022）于2024年惠特尼双年展现场。© Seba Calfuqueo
在 国际双年展体系中，过去四年最具代表性的主题与风格究竟是什么？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列出了在我分析的130个双年展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也就是出现在九个或更多展览中的艺术家。这组艺术家不仅主导了最近的过去，也几乎预示着不远的未来：在即将开幕的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小调”（In Minor Keys）中，上述名单中至少有八位艺术家也将出现。此次威双由已故南非策展人Koyo Kouoh策划，入选者包括Attia、Baloji、Caycedo、Dennis、Dyson、Hadjithomas 与 Joreige、Nguyen，以及 Rezaire。关于这些艺术家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有以下一些想法。
最具能见度的一类艺术家，会深入殖民主义历史，从中挖掘出某份带有重量的文献或某个象征符号，再以一种诗意的方式将其凸显出来。作品的语气通常更偏反思，而不是真正的说教。很多时候，这类艺术会借用科学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展陈的视觉语言。
Kapwani Kiwanga，《Flowers for Africa: Rwanda》（2019）于2019年巴塞尔艺术展 Unlimited 单元现场。图片由艺术家、Galerie Jérôme Poggi（巴黎）、Goodman Gallery（约翰内斯堡）与 Tanja Wagner（柏林）提供
这种风格几乎可以被视作范例的，是Nolan Oswald Dennis的《garden for fanon》（2021）：作品由一组装满蚯蚓的球形玻璃容器组成，蚯蚓被喂食的，是哲学家Frantz Fanon的《地球上的受苦者》（1961）的书页。这本书是后殖民研究的经典文本，而在作品中，它被转化为土壤。另一个例子是Kapwani Kiwanga持续进行的《Flowers for Africa》（2013年至今）：艺术家从非洲独立仪式的历史文献中寻找花卉与植物布置，再将其重新制作出来，并任其枯萎。
Tuan Andrew Nguyen，《Dragon Tail》（2025）。摄影：Dan Bradica。图片由艺术家与 James Cohan Gallery 提供
将与历史暴力相关的材料纳入作品，是另一种路径。Tuan Andrew Nguyen曾用越南战争遗留炸弹的残片制作悬挂雕塑。Sammy Baloji则将弹壳改造成种植容器。另类历史与批判性科幻，也是最具吸引力的两条路径。事实上，在我的名单中，有两位艺术家都从第三世界政治的历史视角出发，创作过关于太空竞赛历史的作品：Joana Hadjithomas与Khalil Joreige的《The Lebanese Rocket Society》（2012），以及 Kiluanji Kia Henda 的《Icarus 13: The First Journey to the Sun》（2008）。
Nolan Oswald Dennis，《Isivivane》（2023）。第12届首尔媒体城市双年展，首尔市立美术馆，2023。摄影：GLIMWORKERS
从主题上看，这些艺术家中许多人都在创作关于资源开采的作品。Monira Al Qadiri那些带有太空感的雕塑借用了石油钻井钻头的形态，并像外星遗物一样被呈现；Dennis 的《isivivane》（2023年至今）则通过3D打印为西方地质博物馆采集的岩石样本，以一种象征性方式重新取回土地。
这些艺术家中，有许多人都创作过关于父母和亲属的作品，直接将政治历史与家庭历史联系起来。除了殖民主义遗产之外，家庭历史可能是这里最重要的主题。Sky Hopinka的影片《Kicking the Clouds》（2021）使用了一段录音：他的祖母正在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学习Pechanga语言。Kader Attia 的《The Forgotten Suitcase》（2024）则围绕他打开母亲留下的一只手提箱展开。Basel Abbas与Ruanne Abou-Rahme 在当前惠特尼双年展展出的影像装置中，纳入了Abou-Rahme 父亲于1970年代在耶路撒冷创作的绘画。
Kader Attia，《La Valise oubliée》（《A mala esquecida》）于第36届圣保罗双年展现场，2025。© Natt Fejfar / Fundação Bienal de São Paulo
此外，这些艺术家中有许多人都有集体或合作创作的经历，并曾建立研究与倡议组织。Dennis与Rezaire曾与Bogosi Sekhukhuni共同创立NTU，该组织希望提升人们对“非洲科学与技术”的认知；Ali Eyal曾参与艺术团体Sada，该团体旨在帮助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的伊拉克艺术家；Ismailova于2021年创立Darva，用以研究中亚文化；Christian Nyampeta则创办了Boda Boda Lounge，一个“泛非电影与影像艺术节”。双年展体系本身高度依赖网络，因此这些艺术家中有许多人同时也是连接者，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艺术家中的大多数所创作的艺术，并不是以单件作品为中心，而是以项目为中心。作品常常采取开放式研究的形式，在不同地点不断变化、延展和发展。尽管他们整体上并不受特定媒介限制，但仍有一些材料反复出现。
Tabita Rezaire，《Amakaba》（2021）。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植物与花园真正无处不在（甚至即将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概念，也从“克里奥尔花园”中汲取灵感）。Kiwanga的花束与Baloji的生态玻璃容器雕塑都纳入了活体植物，而Abbas与Abou-Rahme以及Jumana Manna的影片，也都涉及植物采集的政治。也有大量作品讨论神圣植物的疗愈力量，包括Saodat Ismailova对Arslanbob“疗愈森林”的研究，以及Rezaire近期转向经营位于法属圭亚那的生态艺术中心AMAKABA。该中心的标语是“一个关于集体疗愈的愿景”。
Tarek Atoui，装置现场，Kunsthaus Bregenz，奥地利（2024–2025）。图片由艺术家与 Galerie Chantal Crousel（巴黎）提供。摄影：Markus Tretter
作为主题，水紧随植物之后出现（有时两者也彼此重叠）。Seba Calfuqueo 的作品《Tray Tray Ko》（2022）讨论瀑布在 Mapuche 宇宙观中的重要性。Tarek Atoui 曾在《Waters’ Witness》中创作关于全球港口声音的音频环境。Carolina Caycedo 整个持续游走的研究项目《Be Dammed》，则建立在与河流社群合作讨论水政治的基础之上。声音艺术是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Atoui、Raven Chacon 和 Lawrence Abu Hamdan 都是实验声音创作者，后来进入装置与表演领域。（阿姆斯特丹的 Sonic Acts Biennale 是许多此类作品的一个有趣节点。）影像装置仍然是双年展中最主要的媒介，仅次于“不断演化的研究型展览项目”——后者究竟算不算一种“媒介”，或许还可以讨论。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与Rueangrith Suntisuk、Pornpan Arayaveerasid合作，《A Conversation with the Sun (Afterimage)》（2025）装置现场，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悉尼，2025。图片由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Rueangrith Suntisuk与Pornpan Arayaveerasid提供并版权所有。摄影：Zan Wimberley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也以叙事电影导演身份闻名（尽管是相当艺术电影的那一种），而他的氛围化影像作品则具有开创性。Ismailova也从电影节体系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转向影像装置，深入中亚的民间传说、政治记忆与地景。在这些艺术家中，Torkwase Dyson显得相对特殊，因为她以非常明确的视觉语言和材料特征为人所知：大型黑色抽象雕塑。然而，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也与Dyson如何将其置于自己的“黑人空间构成思想”（Black Compositional Thought）方法之中有关。她从黑人社群如何被限制、或被迫在空间中行动的观念中提炼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的雕塑与Dennis这样不受媒介限制的艺术家的作品形成连接。Dennis是我统计中出现在双年展次数最多的艺术家，他们也谈到自己是在“黑人空间意识”的引导下创作。
近年来，在全球双年展现场中，来自非洲和中东、或创作与非洲和中东相关作品的艺术家，毫无疑问是最广泛被看见的群体，即便这些人中的许多实际上常驻美国或欧洲。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和欧洲、能见度最高的艺术家，也往往创作关于黑人或原住民经验的作品。
Ali Eyal，《And Look Where I Went》（2025）。图片由艺术家与 François Ghebaly（洛杉矶、纽约）提供
你当然可以把这种情况说得过头，但这一艺术群体在高声望双年展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确实对应着“发达”世界整体道德公信力的丧失，即便其政治与军事霸权依然牢固。结果是一种总体上带有反思与回顾意味的第三世界主义美学氛围。近年来，没有任何问题比10月7日之后未能阻止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更严重地击穿西方公信力。位居前列的艺术家中，有相当惊人的数量来自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并以直接批判以色列的作品而闻名。我认为，说他们在这些展览中处于核心位置，是世界文化舆论急剧转向反对以色列的一个指标，并不算离谱。这甚至发生在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开战之前（显然，即便是以色列自己的研究也证实，世界上许多地方如今将其视为一个“种族灭绝的种族隔离国家”）。
Lawrence Abu Hamdan，《Air Conditioning》（2022）。摄影：Ben Davis
不过，尽管可怕的新闻图像可能构成了眼前背景，仍然值得指出的是，Abbas与Abou-Rahme（在《Until We Became Fire and Fire Us》中）以及Manna（在《Foragers》中）创作的是关于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更长历史脉络，以及那些不那么壮观的层面。Abu Hamdan（在《Air Conditioning》中）和Hadjithomas与Joreige（在《Khiam》中）对于黎巴嫩的处理，也同样如此。
如果将这些艺术家放在一起，视作一个时代的反映，那么他们所代表的东西究竟有多新？我梳理出的多数主题——研究型实践的主导地位、对殖民记忆的关注、“植物政治”——已经让策展人着迷了十年甚至更久。四年前，当我做过一次类似统计，回顾最常出现在双年展中的艺术家时，许多相同主题同样占据主导，其中也包括几个相同的名字。有些人还出现在即将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比如Attia、Nguyen和Rezaire。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或许并不是一次巨大的断裂，而是后殖民历史清算这一主题已经在如此程度上主导了艺术双年展世界。这原本就是主要潮流，但过去在最具能见度的艺术家名单中，你仍然能够看到其他较小的主题流向，尤其是“诗性科学”和“批判科技”的路径，例如James Bridle、Alicja Kwade、Marguerite Humeau和Ian Cheng等人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在上面的名单中，最能延续这条线索的艺术家，恰好也是近年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位：Nolan Oswald Dennis。这位南非艺术家探索非洲宇宙观，同时也与科学家合作，实际上同时工作在“后殖民之后的后观念主义”与“诗性科学”两条路径之中。比如，他们曾做过一个项目，让配备AI的小票打印机不断吐出一段虚构的历史黑人解放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也许这种风格代表的是前一阶段的惯性。最近，神话与记忆是主要主题，而贯穿艺术体系的批判冲动，似乎更倾向于主要把科技视为一种异化的象征。又或许，它预示着一种我们将在不远的未来看到更多的综合。这个问题还值得继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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