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大卫·霍克尼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李熠

2026-06-15 1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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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故宫

照片致谢程雪


2026年6月11日,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家中安详离世,距他的八十九岁生日不足一个月。全球各大媒体均在头版刊出消息。人们开始回忆他留下的画作、访谈、照片,以及那些散落在各地的足迹。


这位英国国宝级艺术家,一生只到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1981年,第二次是2015年。从1981到2015,中间隔了三十四年。


2015年4月,他七十八岁,在北京待了逾一周,为了他在中国的首个个展《春至》。


那一周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找到了时任佩斯画廊北京总监的程雪。她是当年全程陪同霍克尼的核心人员之一,从展览策划、行程安排,乃至帮他找熊猫牌香烟,都由包括她在内的画廊团队在操持。


通过她的口述、当年的相册照片,我们试图还原那个柳絮纷飞的春天里,霍克尼与中国观众之间的最后一次长时间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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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8日

大卫·霍克尼展览开幕前在佩斯北京外等候的观众

照片致谢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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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3日

大卫·霍克尼在北大讲座

图片致谢程雪


#01

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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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大卫·霍克尼(右一)

与斯蒂芬·斯彭德(左一)在中国


谈到大卫·霍克尼的中国之行,总绕不开1981年那次三周的旅程。很多他的追随者,正是从那本广为流传的《中国日记》开始认识这位艺术家的。


1981年,大卫·霍克尼四十四岁。那年五月,他与朋友、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一起,去了北京、上海、桂林、广州。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街上的人穿蓝布衣服,自行车涌过空旷的长安街。


霍克尼画了很多速写,拍了很多照片,回来之后他与斯蒂芬·斯彭德合作出版了《中国日记》。


他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到处都在盖房子,人们脸上有一种期待感,好像一切都在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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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记》的封面

及大卫霍克尼在中国的行程图



那一次他在北京待了五天,去了故宫、颐和园和长城,还在中央美术学院与年轻画家们聊了一整个上午(邵大箴,刘虹均在场)。


《中国日记》的插图来自霍克尼,有天安门、有桂林山水、有工厂的烟囱、有农村的田野。他用明亮甚至有些刺眼的颜色去画中国,跟他平时画加州游泳池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的空间感跟西方不一样,中国的画不是从一个点看出去的。


这句话,后来被他反复咀嚼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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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大卫·霍克尼画的北京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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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大卫·霍克尼画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3年,他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了《康熙南巡图》。那是一幅长卷,画的是康熙皇帝南巡的宏大场面。霍克尼站在那幅画前面,看了很久很久。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兴奋的一天之一。


他意识到,中国人在一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他在画室里苦思冥想的问题——怎么画出真正的、移动的、有时间的空间。西方的焦点透视是固定一个点不动,但人的眼睛有两只,头会转,你所看到的真实世界并非单点透视拍出的照片。中国卷轴画的一步一景、移步换景,反而更接近真实的观看经验。


从那天起,霍克尼成了一个痴迷于研究中国画的西方画家。他后来所著的《隐秘的知识》一书中,大量讨论了中国卷轴画与西方透视法的对比。


但他自1981年那次之后,种种原因交织,再没有来过中国,直到2015年。


#02

佩斯北京的展览筹备:为什么是2015年?为什么是iPad?


2009年,佩斯画廊在纽约两个空间为大卫·霍克尼举办个展《David Hockney: Paintings 2006–2009》。


这是霍克尼十二年来首次在纽约呈现大型新作展览,也被视为他正式进入佩斯代理体系的重要起点。展览集中呈现了他重返英国约克郡后创作的大批风景画,标志着其创作重心从广为人知的加州泳池系列转向故乡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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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

纽约个展2006-2009

Oct 29 – Dec 24, 2009

图片致谢佩斯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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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尼创作这件作品时的场景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与此同时,佩斯北京也在逐步拓展自身的国际视野。2008年,由佩斯创始人阿尼·格里姆彻(Arne Glimcher)创办、冷林主持的北京空间,开始聚焦中国当代艺术家,并有意识地加强东西方艺术的交流,相继通过一系列群展与个展,将包括罗斯科、约翰·张伯伦、唐纳德·贾德、詹姆斯·特瑞尔、杉本博司等在内的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北京。


对于佩斯而言,北京空间不仅是展示与销售的平台,更承担着连接不同文化语境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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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索尔·勒维特与张晓刚展览在北京佩斯

图片致谢佩斯画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霍克尼的北京个展被提上日程。


据时任佩斯北京总监程雪回忆,这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而是总部与北京系统规划后自然推进的结果。“纽约每年都有全球展览整体节奏的计划,冷老师也会从亚洲的视角提出一些邀约,一旦有艺术家的创作进展和意愿契合,就可以一拍即合。”


在她看来,霍克尼一直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而他当时最受关注的iPad绘画系列也尚未在亚洲正式亮相,这使北京成为一个理想的展示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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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春至》

佩斯北京展览现场

图片©️ArtAlpha


最终,展览确定以《大卫·霍克尼:春至》(David Hockney: The Arrival of Spring)为题,于2015年4月18日至6月6日在798艺术区的佩斯北京举行。


展览并未选择观众最熟悉的油画原作,而是集中呈现霍克尼于2010至2011年间使用iPad创作的58件约克郡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此前已在英国展出,但此次是首次来到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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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春至》

佩斯北京展览现场

图片©️ArtAlpha


对于这一决定,程雪坦言,当时不少中国观众原本期待看到霍克尼的传统绘画作品。然而,呈现艺术家最新的重要创作实践,更符合画廊一级市场的职责与角色。


“iPad绘画正是霍克尼当时最主要的新系列。”程雪说,“从iPhone到iPad的创作本身就具有开创性意义。2010年前后,当手机绘画功能刚刚出现时,霍克尼便开始尝试用手指作画,因为他发现通过手机他可以随时将看到的瞬间分享给朋友;后来有了更大屏幕的iPad,便给他提供了更大的自由,他曾经很兴奋地说,这样在户外写生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某个颜料会用完了。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将iPad作为严肃创作媒介的艺术家。”


当然,几年后(2019年),在北京木木美术馆,那场与泰特美术馆合作的超级大展带来100余件大卫·霍克尼作品,中国的霍克尼追随者们也如愿见到难得的珍贵原作,只是霍克尼本人未到现场。


#03

34年后再次抵达北京


2015年4月初,佩斯北京团队进入了迎接霍克尼来华的紧张倒计时阶段。


对于整个画廊团队而言,除了常规的布展,更具挑战的是安排协调霍克尼的中国行程。


那一年,霍克尼已经七十八岁。与他同行的工作室助手对日程安排极为谨慎:采访不能过于密集,每天必须预留充分休息时间,所有外出活动都要优先考虑老人的身体状况。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反复与霍克尼的工作室方面确认。”多年后回忆起来,程雪从手机里留存的相册照片和工作聊天记录中拼凑出了当时的行程安排:


4月10日 抵达北京


4月11日 参观国家博物馆


4月12日 布展、接受媒体采访与拍摄


4月13日 游览颐和园,在北京大学举办讲座


4月14日 游览故宫


4月15日 -4月17日


媒体采访与拍摄,中央美术学院讲座


4月18日 出席“大卫·霍克尼:春至”开幕


4月19日 离开北京


这个行程,比他首次来北京多了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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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在佩斯北京进行现场拍摄

图片致谢程雪


四月的北京,白天最高不过二十摄氏度出头,早晚仍有些凉意。程雪记得,霍克尼到京时,戴着他标志性的平顶软帽,穿着色彩考究的毛衫和深色外套。


霍克尼袜子的色彩,如同1981年引起英国驻中国文化处亨特先生夫人关注一般,也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当年,霍克尼曾用一首诗向亨特夫人解释他两只袜子颜色不一样的缘故:


有一种美好的边幅不修,

使无拘的衣衫显得荡荡悠悠;

……

一对鞋带,系时漫不经心,

我倒觉得潇洒而文明;

这些无章的情趣使我着迷,

胜过那些精雕细刻的技艺。


这是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的《无章的情趣》(Delight in Disorder)。霍克尼十二岁时在布拉德福德读到这首诗,从此便身体力行这种“无章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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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和他的团队

图片致谢程雪


和1981年被严格要求入住北京饭店不同,三十四年后的北京,外国人在酒店的选择上变得更为自由和丰富。霍克尼住在华贸中心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佩斯团队每天派车接送。


这趟行程,团队需要重点考虑老人家的体力问题。“他当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对于需要长时间行走,且车辆无法通行的区域,肯定还是要考虑一些预案。”程雪家里正好有一辆轮椅,她便临时拿来给霍克尼预备着。


谁曾想,就在这几天,家里老人出了点小意外,突然也需要用轮椅,程雪只好临时又去租了一辆。“有时候真是八百年不用的东西,偏偏那几天就赶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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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中的大卫·霍克尼 2009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另外,稍微对霍克尼有一些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霍克尼平时几乎烟不离手,这次中国之行他还特意提出想要找邓小平同志曾经抽过的熊猫牌香烟。


所以团队还要考虑到,去故宫博物院的那天,整个行程是不允许抽烟的。


#04

故地重游


在北京城的游览行程安排上,佩斯团队显然经过了细致设计。


一方面,这是霍克尼三十多年后重返中国的行程,需要回应他个人的记忆与情感;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在中国亲身体验一种与其艺术观念高度契合的观看方式——正如他当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初次面对《康熙南巡图》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一种“移步换景”的时间性视觉结构。


基于这一理解,整个行程被有意识地组织为三组空间:1981年他曾造访的颐和园与故宫,以及他此次首次进入的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乾隆南巡图》数字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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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国博看《乾隆南巡图》展览

图片致谢程雪


4月11日,星期六。霍克尼在北京的第一个完整白天,去了国家博物馆。


正巧此时的国博正在展出“国博典藏《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项目。与1983年他在大都会博物馆第一次见到《康熙南巡图》一样,程雪记得老人在《乾隆南巡图》前驻足较长时间,一幅一幅地仔细端详——研究中国卷轴画三十多年后,他终于又站在了那种长卷的观看逻辑面前,同时辅以数字化的呈现。


颐和园和故宫是霍克尼难得的故地重游。三十四年前,他第一次来颐和园时,站在万寿山下的彩绘长廊里,觉得这座园林有一种19世纪特有的粗糙感。那时他更关注的是慈禧的石船,和中国导游对于慈溪的理解不同,霍克尼想着如果各国领袖能把研究核武器的军费拿来造石船该多好。


这一次,他坐在轮椅上,被推着走过排云殿前的石阶。四月的颐和园,湖面平静。霍克尼在这座皇家园林里发现:“中国的园林不是让你站在一个点上看,它是让你走着看的。你走一步,景就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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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游览颐和园、故宫

图片致谢程雪


而81年的故宫,因外部的宏大和内部的荒凉而让他感到悚然,参观完太和殿后霍克尼说:“这里看起来就像是被掠夺过一样。”


三十四年后,他再次进入这座庞大建筑群。故宫已经被精心修缮和保护,那些曾经裸露的梁柱、剥落的彩绘、空旷的庭院,都恢复了秩序。游人如织,讲解器的声音此起彼伏。


故宫的老师带着霍克尼从东华门进去,登上观景阁楼俯瞰全貌。“他看得很安静,话很少,但是很开心,不停地拿着手机拍照记录。”程雪回忆道。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霍克尼没有丝毫对于抽烟问题的困扰,显得格外克制且听话。


除了游览,美食也是中国之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霍克尼在长安一号尝到了北京烤鸭和叫花鸡,当然也有在798里日常的工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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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故宫用手机记录瞬间

图片致谢程雪


#05

北大讲座:一场未被预知的盛况


霍克尼在北京的行程,影响力最大的部分,除了展览《春至》,就是在北京大学与中央美术学院举行的两场公开讲座。这两场活动不仅构成了他此次中国之行的知识核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外界对这次访问的整体记忆。


4月1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这是霍克尼在北京最重要的一场公开活动,由历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北大光华-保利艺术与研究管理中心、佩斯北京、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协办,朱青生教授主持,主题是“谈当代美感的建立”。


消息在4月10日下午通过佩斯北京的公众号发出,发布当晚阅读量便已过万。“阿里巴巴报告厅满打满算只能坐300人,媒体负责人赵晓萌在微信群里提示说:北大的讲座预告链接点击已经一万五千次了。”程雪和团队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压力。紧接着北大光华的老师提出了多申请一间视频直播教室的方案以作备用。


13号上午,霍克尼去了颐和园,程雪和霍克尼的助手赶去北大做设备测试,因为霍克尼非常希望讲座的时候可以连上他的iPad给大家看展示一些内容。


2015年设备的接口还不像今天那么统一,当时报告厅的设备接口还是VGA,iPad的接口也处于不同代际并存的阶段。团队准备了转换头,但不亲自提前试过还是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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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北大的讲座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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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和朱青生在北大

图片致谢程雪


程雪九点多到达报告厅,发现里面已经坐了人。她第一反应是来自习的学生,但那报告厅的椅子是剧场式的,没有桌子。然后她好奇地问了一句:“你们来干嘛?”回答是:“来占座。”


讲座下午四时才开始,早上九点已有人来抢座。程雪心里越发打鼓,下午座位是否足够。


中午她陪同霍克尼在颐和安缦用餐后,再回到学校,人潮已经涌动起来。“不光是北大的学生,很多人从校外赶来,甚至从别的城市专程过来。”程雪不断接到电话,不停协调人员进出的问题,结果最后自己都没能挤进报告厅,站在门口听完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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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北大讲座的现场

图片拍摄©️北京大学商业与艺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步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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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北大讲座的现场

图片致谢程雪


下午四时,讲座准时开始。霍克尼进场时,300人的报告厅早已塞进远超300人。


过道站满人,台阶坐满人,门口水泄不通。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提前申请了一间直播教室,结果一间不够,一楼四间直播教室全部开放,全部挤满。总人数超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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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北大讲座的现场

图片致谢北京大学现代艺术档案


提前测试好的设备起了作用。霍克尼顺利连上iPad,一边讲一边给大家看画。他讲透视需要被扭转,讲单一视点的不真实……


讲座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因为体力原因霍克尼需要提前离场,由朱青生老师继续讲述。


程雪避开了拥挤的人群,迅速将霍克尼送上离报告厅出口最近早已备好的车上,身后是现场数千观众送给这位艺术家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团队基于这样的场面,只能做好预案,防止人群一拥而上,造成踩踏的风险。”


霍克尼后来问了一句话:“怎么中国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这句话被许多媒体反复引用。



#06

央美讲座:一根烟与三十四年后的重逢


如果说北京大学面对的更多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那央美面向的则是精准人群了。


在筹备央美讲座之初,央美的领导们便对于讲座人数的问题有了充分的预估,单是计算想要来参加讲座的老师也许就能把教室坐满了。因此讲座之前央美仅低调地发了一则推文,并且以门票方式限制了入场人数。


然而,800张门票还是被秒光,工作人员的电话被打爆了。主会场仍然座无虚席,学院不得不开设三个视频直播分会场同步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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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央美的讲座现场

图片致谢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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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北大讲座的现场

图片致谢中央美术学院


与北大相比,霍克尼在央美停留的时间更长。


两个多小时里,他继续阐述自己几十年来反复思考的问题:透视需要被重新理解,单一焦点透视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人类观看经验;摄影起源于绘画,而数字时代或许正在让它重新回归绘画。


屏幕上不断闪现他的观点:

“透视需要被扭转。”

“摄影从绘画而来,现在又将回归绘画。”


而中国卷轴画所呈现出的“移步换景”,在他看来,反而比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单点透视更接近真实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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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作为霍克尼先生的老朋友,央美老先生、美术史系教授邵大箴在讲座上与霍克尼进行了对话

图片致谢中央美术学院


讲座接近尾声时,一位老先生缓缓走上讲台。


那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家邵大箴。


1981年,霍克尼第一次访问中国、到中央美术学院交流时,邵大箴就曾坐在他的对面,与他讨论波普艺术和超现实主义。三十四年后,两人再次站在同一个讲台上。


邵大箴感慨,自己一直关注霍克尼的创作,却没想到他对中国艺术传统的研究竟如此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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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与大卫·霍克尼在央美见面的艺术家们,邵大箴(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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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与邵大箴在央美重逢

图片致谢程雪


然而,多年以后,让这场讲座真正留在许多人记忆里的,或许并不是这些学术讨论。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之前,霍克尼忽然慢慢摸遍身上的口袋。


然后,他掏出一支香烟。


据不少现场观众后来回忆,那是一支大卫杜夫香烟。


接着,他熟练地点燃,吸了一口,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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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央美讲座尾声,点上了一支烟

图片致谢中央美术学院


全场先是安静了一两秒,随后掌声和笑声同时爆发出来。


报告厅里原本禁止吸烟,现场老师多少有些紧张,却没有人上前制止。朋友圈很快被那张照片刷屏——穿着鲜艳红衬衫和蓝色毛衣的霍克尼坐在舞台中央,指间夹着香烟,烟雾缓缓升起。


“他在央美讲座上抽烟了。”

“这老头儿也太酷了。”


那张照片后来成为霍克尼2015年北京之行最广为流传的影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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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央美讲座现场

图片致谢中央美术学院


事后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在讲座现场突然点起香烟,霍克尼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直接:“我需要它来理清思路。”


有趣的是,中国观众对这一幕更多报以宽容甚至欣赏,而在欧洲,同样的形象却会引发完全不同的反应。


十年后,当霍克尼在巴黎的Fondation Louis Vuitton举办大型个展时,宣传海报便因为出现艺术家手持香烟的形象而遭遇争议。


面对这一风波,霍克尼回应道:“过去四十年里,劝我戒烟的三位医生都已经去世了。”


#07

《春至》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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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与冷林在佩斯北京布展现场

图片致谢程雪


4月12日,星期日。霍克尼去了佩斯北京的展厅,亲自参与布展。


五十八张iPad绘画,依时间顺序排列——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约克郡的风景在眼前铺开:有萧瑟的枯树、皑皑的雪地、初春萌生的新绿、盛夏时节的繁茂。


展厅的一侧,还设置了一组由 iPad 绘画延展而成的多屏影像装置《The Arrival of Spring in Woldgate, East Yorkshire 2011》。


画面以多屏同步播放的方式展开,将同一条约克郡乡间道路在不同时间、光线与季节中的变化并置呈现,使静态绘画中的“时间”被重新激活为连续流动的影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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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春至》

佩斯北京展览现场

图片©️ArtAlpha


“霍克尼对布展格外在意。他在展厅里来来回回地走,调整画与画之间的距离,观察光线落在画上的效果。”程雪回忆到,那天他还在展厅里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也拍了不少照片,时间被排得满满当当。


霍克尼的助理严格把控时间,不能超时,问题也不能太过重复。程雪说,“据传以前有过反面教材——采访太多,团队就直接安排老爷子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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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佩斯北京接受记者采访

图片致谢程雪


4月18日,星期六,多云,天气预告的小雨没有到来,展览正式开幕。


开幕的官方时间定在下午四点整,正式开幕前是媒体导览,霍克尼身穿一件红色的针织衫加灰色西装外套——“他的着装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程雪说到,而此时门外已经挤满了等待开幕式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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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展览开幕时,

佩斯北京展厅外拥挤的人群

图片致谢程雪


晚宴在晚上七点左右开始,地点设在佩斯北京办公区。


霍克尼的团队、佩斯纽约和北京的同事、以及几十位受邀的艺术家、藏家和媒体朋友共同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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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在展览开幕晚宴上

图片致谢程雪


程雪隐约记得过程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她的老板冷林,一方面作为画廊主,需要维持应有的职业克制;另一方面,又明显带着一种“粉丝式”的兴奋。他精心给霍克尼准备了荣宝斋的“文房四宝”作为礼物,也“羞涩”地期待能得到“偶像”的签名。


在北京的这段行程中,程雪也接到了来自各方朋友想要签名的请求,为了不给老爷子增加太多负担,她只能见缝插针地找机会。每一次霍克尼都认真地签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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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奕拍摄的大卫·霍克尼在佩斯北京观看艺术家海波的作品

图片致谢施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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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北京的团队与大卫·霍克尼合影留念

图片致谢王蓓


#08

五十八张iPad画,都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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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春至》

佩斯北京展览现场

图片致谢佩斯画廊


展览中的五十八件iPad绘画,是以版画形式销售的。每一件都有版数,小的版数是二十五版,大的为十版。价格方面,当时小尺幅的两万八千美元一件,大尺幅的九万八千美元一件。


程雪说,销售情况相当不错,“开幕后基本上都卖了,后来除非有人付款延迟或临时放弃,才又空出一两件。这种情况赶紧通知先前等待的客户,也都马上就卖了。”


买家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内地,除了藏家,美术馆馆长,甚至包括佩斯代理的中国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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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大卫·霍克尼:春至》

佩斯北京展览现场

图片©️ArtAlpha


程雪回忆道,虽然当时销售不错,但还没有立刻到“一画难求”的程度。“毕竟iPad绘画是一个比较新的媒介,有人会犹豫,这到底算不算原作,在他作品体系里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三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对霍克尼来说不算贵,但难免有人仍然会有所保留。倒是艺术家更直接——他们更能理解不同媒介对于艺术家的意义。”然而展览后不久,就真的变成“一画难求”了。


在今天,这系列来自霍克尼在约克郡的iPad绘画,连小尺幅的绘画每版最高价在苏富比已经拍到了76.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26万),足见人们对于霍克尼的热爱,以及对于他创新材料的认同。


#09

iPad绘画和约克郡的春天


2000年代中期,霍克尼从洛杉矶返回英国约克郡。


这一选择被视为他艺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


他并未完全离开美国,而是在约克郡与世界各地之间持续往返,但约克郡逐渐成为其晚期创作最核心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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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 2007

50组油画拼接而成,整体180x480英寸

泰特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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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大卫·霍克尼 2006-2023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在那里,他重新面对英国乡村不断变化的光线与季节,将“观看”从空间问题转化为时间结构问题。无论是后来的 iPad 风景绘画,还是多屏影像装置,都可以追溯到这一阶段逐渐形成的视觉逻辑。


对他而言,约克郡不仅是风景的来源地,更是一个关于“时间如何进入图像”的长期实验场。


程雪说,霍克尼的工作方式并不是在工作室中凭空完成的,而是真正回到户外进行持续写生。他常常在助理驾驶的车辆陪同下前往不同地点,在约克郡的乡间停下后,直接使用 iPad 开始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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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iPad创作中的大卫·霍克尼 2010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他反复行走于同一片风景之中:同一片树丛,在不同季节、不同光线与不同时间中被不断重画与记录。


最终汇集成的作品,不像传统意义上的风景画,更像是一种视觉日记——从冬日稀薄的阳光,到春天新芽的萌发,再到夏季浓密的绿意层层展开。


霍克尼对时间的敏感,并不仅仅源于年龄增长后的回望,而是一以贯之的艺术问题意识。他始终痴迷于如何在静止的图像中呈现时间的流动。早年的宝丽来拼贴摄影,将同一场景的不同瞬间拆解并重组;后来的大尺幅油画,则通过多视角叠加挑战单点透视的稳定性。到了 iPad 创作阶段,这一逻辑并未改变,只是媒介变得更加直接与即时。


在他看来,关键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一个人如何观看世界”,而不是“机器如何记录世界”。



大卫·霍克尼的iPad作品

2011 英国约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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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在法国诺曼底创作的iPad作品

2020-2022年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iPad 这一媒介也因此成为他晚期创作中极为重要的工具。他曾多次提到,这种数字绘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作品完成后可以立即发送给朋友,不必等待颜料干燥,也无需担心运输与保存问题;同时,触控屏幕让眼睛与手的距离被进一步压缩,使绘画变成一种更直接的感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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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社交平台 发表悼念。


他写道:

我们对大卫·霍克尼的离世深感悲痛。他是一位具有远见的艺术家,也是苹果的朋友。大卫证明了创造力没有边界,他把 iPad 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富有生命力艺术作品的画布。他的遗产将继续激励我们,让我们以更美好的方式去观看世界。



#10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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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 2015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4月19日,星期日。霍克尼离开北京。


“他是展览开幕第二天就走的。开幕和晚宴在4月18号,第二天他便飞走了。”程雪说,他离开之后,展览继续开放,一直到6月6日才结束。但程雪在心里已经隐约感觉到,霍克尼本人不会再回来。“他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他在这里多停留。”


程雪说,送他走的那一刻,心里感慨万千“他很温暖,一个很天真和蔼的老爷爷。”


她在佩斯工作这么多年,接触过不少国际级艺术家——杉本博斯、斯特林·鲁比、理查德·塔特尔等等——与霍克尼近距离接触的这一段时光,也是她职业生涯里最幸运的经历之一。


“能从他身上看到那种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态度,还有对整个世界的态度。这不止是从书上看来的,也不止是从影像里感受到的,你直接与他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它会非常真实地传递给你。”


后来,程雪再也没有见过霍克尼。2019年佩斯纽约新大楼落成,当时拍摄了一张所有能够到场的代理艺术家的超级大合影,霍克尼不在场。那时他大概只能在诺曼底的工作室里画他的iPad和油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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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位佩斯艺术家于2019年在佩斯纽约新总部开幕当日合影

摄影:Art Streiber

图片致谢佩斯画廊



佩斯北京从2008年开幕,到2019年关闭,一共存在了十一年。这十一年里,它做过许多重要的展览,霍克尼的“春至”无疑是其中最具话题性的一档。


2019年,佩斯画廊宣布关闭北京空间,将业务重心转移至香港和纽约。消息传出时,艺术圈一片唏嘘。


冷林在那之后的第五个年头离开了佩斯。程雪也先后离职。当年的团队各奔东西,佩斯北京的那间展厅如今已换了别的招牌。但那些高品质的展览仍然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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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画廊官网上对于大卫·霍克尼的悼念



2026年6月11日,霍克尼去世的消息传来。佩斯的官网,也包括冷林、程雪、还有佩斯的老同事们集体在社交媒体上追忆这位老人。


那些2015年曾在北大还有央美占过座的人,或许早已忘记那天霍克尼具体讲了什么,但他们大概不会忘记那个春天的下午——有人告诉他们“你看,这样看世界也可以。”


那种东西,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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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中的大卫·霍克尼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大卫·霍克尼:春至》个展部分iPad作品▼

(图片致谢大卫·霍克尼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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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阿尔法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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