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严培明”展览现场，2026年
展览至6月28日
图片来源：和美术馆
2009年，严培明作为毕加索之后的第二个艺术家，被邀请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举办个展——“严培明：蒙娜丽莎的葬礼”。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在二级市场上的成交价已达百万美元级别；并被阿布扎比卢浮宫、广东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路德维希博物馆、余德耀美术馆及东京国立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2026年，他回到中国，在广东和美术馆（HEM）举办“面具：严培明”展览，一系列的肖像画，展示了他对生活深刻的洞察，探讨着身份与观看的方式。
▲严培明，《三重自我肖像》，2020年，布面油画
和美术馆展览现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严培明逐渐以持续创作的单色巨幅肖像画而闻名。他将自身的东方经验注入欧洲肖像画的古典命题，以看似粗犷不加修饰，却极具表现力的直接画法，重叙绘画的原始力量。
在艺术家跨越四十年的艺术生涯作品里，其肖像画内容涵盖了巴沙尔·阿萨德、巴拉克·奥巴马、李小龙和玛丽莲·梦露等划时代人物、文化偶像与时代名流，也有匿名的工人、囚犯、难民、儿童，还有家人至亲与自画像，并延伸至风景与动物。
▲“面具：严培明”展览现场，布面油画，2026年
严培明的调色板多使用黑白两色，近年来，他对颜色的苛刻有所放宽，加入了更广泛的选择。他有时以多联画或并置的方式组织呈现，建构出开阔的叙事张力，有时又回到单幅的自画像，指向个体对外的凝望——创作视角始终展现出一种对自己与世界关系之间持续、重复、循环的思考方式。
▲左：《重影：李小龙》，布面油画，2007年
右：《大闸蟹》，纸本水彩，2016年
“面具：严培明”和美术馆展览现场
如果说严培明的单色巨幅肖像画，最初表现出的是他对古典肖像艺术的现代复兴、对欧洲艺术史的持续热情，那么对题材的选择，便反映出他对自我身份的拷问与追寻以及对探索复杂人性的持续关注。
“我们人类不能过一种麻木的生活，我们不能躲藏”——严培明诚恳的信念呼应着展览“面具”的标题，透过展览中的叙事线索，连接起观看之外的关于生命经验的交错境遇。这似乎勾勒出艺术家对“相由心生”和“相非本真”这一对矛盾的反思，同时，又展现出他对现实世界的抵抗。严培明以强大的绘画形塑能力，再现出一张张与观众保持直视的面孔，邀请观众一步步走近，进入他的画面，在模糊边界的绘画肌理中感受面孔的消解。
▲严培明，《自画像》，2022年，布面油画，摄影: Clérin-Morin“面孔”在视觉消解之后还剩下了什么？严培明无意解释，只留下观众与肖像眼对眼的凝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与当代、情感与理性、现实与再现之间的辩证关系。
“基本上，艺术家可以改变这些——光线、色彩、构图。图像只是一个参照点。作为艺术家，我依靠直觉来与之共鸣。”在谈及创作方式时，严培明曾在采访中如此回应。
严培明的画面灵感，多来源于特别选择的已有图像素材、电影剧照，乃至艺术史经典作品，他对主题的取材，与他对世界的感受息息相关，画里那些刻意选择的时代领袖、历史事件的肖像，甚至是至亲葬礼上的人物，都带有直面生命痛感的情绪。
▲严培明，《蒙娜丽莎，最后的绿色微笑》，布面油画，2019年
和美术馆展览现场
他在澎湃的生命里选择了可以用以燃烧的一霎，那些萌动着细微生命力的相遇，被画笔点燃，从此，现实里被忽视的角落得以被光照亮。
无论是艺术史里标志性的《蒙娜丽莎》《教皇英诺森十世》，还是未具名的工人、囚犯和上海儿童——光影与形构从来不是严培明绘画的参照与目的。
▲严培明，《鹰》，布面油画，2014年
他深知，数字时代的复制已能更透彻地满足观众对光与形体的观看。他重访与再现的并非图像本身，而是在另一维度生成的一连串孤立片刻——从严培明对它们的思考开始，便与他的生命并行。
他用厚重的笔触持续回应图像的复杂化：情绪在片刻的失位感，集体在片刻的精神性，权力结构在片刻如何占据主导。此时，无论是大猩猩还是自画像，对严培明的意义如出一辙：对存在提出当下时代的问题。
▲严培明，《大猩猩肖像·自画像》，2025年，布面油画
和美术馆展览现场
不同于格哈德·里希特等同样以图像资料为蓝本的当代艺术家——他们理性地创作，以绘画制造思辨——严培明是以身体带动情感对图像进行重新演绎。
他出生在一个废弃的佛教寺庙里，这似乎冥冥之中奠定了他和这个世界特别的连接方式，他介入，主观，制造情感，将题材转为权力、死亡、痛苦的巅峰时刻。重绘是严培明介入艺术史的策略，也是面对图像的客观存在使之作为情感载体的路径，重新以生命的体温赋予时代意义的开始。如萨特所说，人首先存在，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
▲“面具：严培明”展览现场，2026年
严培明面对蓝本的重绘，坦诚且充满表现力，他将绘画转向了以身体挥洒颜料的行为实践。动作的力量、身体的重量、目光所受的牵制，皆汇集于笔端，而落笔并无预设，只待时机一至，顺势而发。现实经验早已昭示：当行为充盈的狂烈之势愈盛，其本身便愈容易挣脱理性的羁束，画笔下的笔触张力，反倒会在对全局的失控中渐次消解。
然而，严培明的画作从未屈服于“笔触的流畅与宏大的表现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从第一笔落下，到画完最后一笔，身体始终带动画笔，在巨大的尺幅里自由奔放。
展览“面具：严培明”所涉及的身份、家族、血缘与生命议题，正是艺术家在跨越四十年的艺术探索中，通过肖像与自画像系列持续深入、不断追问的核心母题。
严培明曾将绘画定义为终身的“面具”，他在公开的采访时，仍然坦诚地提出面具之下的“隐藏”，而当今天在和美术看到严培明的自画像与大猩猩并置时，依然会感慨，他的作品交予观众如此广阔的，对“隐藏”的解读和想象空间。
图片来源：Thaddaeus Ropac
摄影：Clérin-Morin
©严培明 ADAGP 巴黎
严培明所意识到的“肖像即面具”的深刻反思，成为他造访东西方文化时具有温度的串联。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面具”的解释，他并没有完全遂从根植于儒家的东方面具哲学，将面子作为社交、礼教的道德秩序，或把面具功能性地化身为天人沟通的通灵工具，也没有全然倾心于西方“他者凝视”下的面孔塑造，他用了一个谦逊且试探的词——“隐藏”。这个词的精妙之处在于，对东方智性隐其身而得以和谐，对西方的批判藏其面而迎合的，两者关系相融合的“面具观”。
▲“面具：严培明”展览现场，2026年
严培明笔下的面具是通往现实存在的路径，他所画的每一张脸，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必须承受的对真我的束缚。
画肖像，显然并非为了撕破和挑战这层束缚，严培明更像一个指引精神的智者，在同情生活中悲壮的生命个体时，以身体的绘画宣泄一种集体性的、东西方共同的、渴望显现的创伤与力量。这种绘画哲学，是严培明将西方表现主义的创作方式与他跨文化背景里的东西方同有生命强度的平衡。
▲“面具：严培明”展览现场，2026年
如此的平衡，也为严培明的作品带来了更多探讨面具“显现”的可能性，他在不同时候面对图像的心态变化，为他的巨幅肖像注入了关于身份、象征与观看的逻辑，作品常以几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构筑起审视肖像的立体维度。
▲《三重自我肖像》在严培明工作室中
图片来源：艺术家及Clérin-Morin
摄影: Clérin-Morin
© Yan Pei-Ming, ADAGP，巴黎
如《三重自我肖像》以三联画的形式将沉思的我、作为教皇的我和旁观的我并置，在多重的表演性建构中探索跨文化个体身份的撕裂与重塑。在东方思想里，他将自我的撕裂感升华；在西方的思维面，他又用面具打破了“我是谁”被赋予“面孔”的壁垒，以一种表演性的实验，创造他者凝视下的个体，揭示自我的虚构，又以俯首前瞻的目光，将面具从文化符号升华为对自我期待显现的信号。
▲“面具：严培明”展览现场，2026年
自由迸发的笔迹仿佛给画面建构了一种充满变数的冲突底色，它们交融奔涌，化身为那一群朝观众走来的狮子，野性里裹挟着撕裂空气的爆发，原始的生命力聚集于灰色的线条里，带着威慑力奔涌，每一处透出的都是气势磅礴的对面具的宣告和对面孔的期待。
严培明作品里肖像的深度，来自不美化、不抒情、不回避痛苦的坦然直视，它们紧贴当下的生活，每一张面孔都以直视回应了当代视觉语境下对痛感的共通体验。
▲严培明，《红狼》，2025年
摄影：André Morin
大概从2010年开始，严培明的动物系列开始大量展出，完全沿用人物肖像的语言，同样的氛围，同样的笔触，巨幅尺寸，与人物肖像彼此照应。动物系列并非是自然写生，他似乎意在把动物当作“另一种人类”，这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失效，将人道主义扩展为所有生命更广泛的生命伦理。文明与自然的边界被打破，严培明用动物的赤裸生命力，叩问“我们从何而来？人性如何孕育？”
▲严培明，《野性角逐：呼啸之年》，2021年
和美术馆展览现场
他把人类社会的身份表演与面具伪装，拉回生命演化的宏大时间轴，让生命本质在进化与文明的张力中被重新看见。人类肖像、动物肖像、历史人物、风景，这些表面上并无关联的题材，是严培明理性回望现实的表达。
他追溯并放大绘画传统，同时原创语言，凝聚力量的表现，从而让观众直面这个世界被忽视了的现实冲突，感受生命里生与死存在的重量。正如严培明自己所言：“我不是浪漫主义画家，我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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